| “靓女，你又来了？”在增城三峡移民安置点的大叔再次见到我，自然起身，给我挪个座。我笑嘻嘻地答应着，心却不禁咯噔一下。在川渝地区，我们习惯将未婚女性称为“幺妹”，就算是在城里做生意，招呼多了说普通话的外地游客，最通常的叫法是“美女”。“靓女”这个属于粤语体系的称呼，让我感受到了移民十年的直接变化。 尽管如此，每个移民仍说着不变的方言。当我用四川话跟他们交流时，他们问：“妹儿，你是万州哪点的？”得知我来自眉山，多数人恍然大悟：“哦，你是四川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若非川渝两地之人，可能未必有这个体会。不知何时起，川渝两地相互间的认同起了微妙的变化。 重庆人在外介绍自己，往往强调自己是重庆人，不是四川人。四川人在外，遇到重庆人，总认为是遇到了四川老乡。这种说不破道不明的暧昧似乎与两地之间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后，重庆人的自豪感想必是大部分四川人所不能体会的。拥抱新生活、重塑新身份的渴望总是比守旧来得强烈。 在穗的万州人亦是如此。被我询问的大部分人都说：“户口都迁过来了，肯定就是广州人撒。”然后他们会抱怨一番，语言不通，房子质量问题，土地土质问题……但在最终的总结里，无一不诚实地说：“肯定还是广州发展好，机会多。”这就像是一个刚嫁人的姑娘在跟你扯闲谈，她列举出一箩筐丈夫细碎的缺点，但她清楚自己做决定时所看好的未来。 在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在移民前是来穗务工人员。他们租住在城中村，每年临近春节开始投入“春运大战”，他们奔波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被土地所抛弃又未被城市接纳。广州对他们而言，是道格·桑德斯所说的落脚城市。终于，命运给他们安排了一张城市的“入场券”。 但这张“入场券”，对老年人来说，显得多余。他们此前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承受着自然的大旱、洪涝给予的考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与土地发生了近一生的联系，这条看不见的纽带浓于血脉。这些年迈的“大树”，一旦被连根拔起，很难重新栽种。 移民新生代，一个六岁的小姑娘，见了我一点儿不生分，问：“他们说你是记者？”活脱脱一个城里姑娘的气质。当我问道：“你是哪里人啊？”小姑娘大大方方地答：“广州人呀。”当乡愁不再延续，那些留在长江边上的村庄，也将彻底消失。 十年了，每晚都会梦回故土；人死了，骨灰也要背回家乡；少时来，他在这里成家立业；儿时来，广州已是他的故乡；万州移民的乡愁，是一张带二维码信息的火车票，隔着重山和长江，跨越了语言、饮食和习俗。他们是一批被连根拔起又重新栽种的大树，有的成了浮萍、有的吐露新芽、有的扎根生长。 十年前的2004年8月26日中午时分，经过近4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一列绿皮专列火车缓缓驶入广州增城石滩火车站。来自重庆万州区的247户901名三峡移民，抵达他们的新家。从这一刻起，他们有了新身份，正式成为增城新市民。他们被划编成12个村组，分别被安置于12个街镇，全新的生活也由此开启。 明日是2014年8月26日，十年光阴转瞬即逝。这批在增城生活了十年的三峡移民是否真正接受了这里、适应了这里、融入了这里，浸润到骨血里的乡愁又该何去何从？69岁的移民崔炳琼说，这十年来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故乡”，数不清的生活场景被编织成一个又一个真实而又虚无的梦境。 梦，成了崔炳琼回乡的桥梁。在梦里，她回到那栋已经从地面上抹除的故屋，走进家门前那个飘满栀子花香的小院，在那个冬暖夏凉的房子里，坐在床边给老伴儿和儿子缝补衣服……但醒来以后，“一切都回不去了”。十年前，乡亲们哄着崔炳琼坐上没有回程票的大巴，无数双长满老茧的手掌挥动着为她送行。 在车上，她一直在回想，自己磨蹭着走出房子，最后一次亲手锁上房门……一通电话的到来彻底击垮了她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姐，你前脚刚走，这边就来了推土机，把房子给推了”。听着妹妹电话里的哽咽声，崔炳琼呆了数秒钟，泪水瞬间决堤。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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