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籍的增城县长回忆抗战期间的县政情况

　　回忆者“李友庄”是国民党任命的战时增城县长,第一手亲身经历回忆极其珍贵！让我们可以间接了解到国共合作那个动荡的年代,当时增城国民政府的治理面貌和军事情况！“李友庄”是名国民党籍军人,请批判性对待其例如fang gong等治理增城县政的过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记增城抗日时期,那群为了增城今日繁荣安定作出牺牲的前辈。只有增城市安定团结才有更大的发展。（以下为自叙）

 

          抗战期间，我于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任增城县（当时蒋管区划为战地县份）的县长，历时一年半，增城地处第一线，情况十分复杂，政事异常纷纭。回顾这段往事，反映旧县政的内情，藉供治史者的点滴参考。
赴任之前我原是一个旧职业军人。在国民党六十三军一五二师任团长，抗战军兴，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初犹抱杀敌救国的壮志。迨抗战进入中期，部队生活特别艰苦，军粮也常闹恐慌，逃兵日多，带兵日难。便感自己任团长多年，由于个性孤僻，不善逢迎，出身又非“黄埔”或“陆大”，故曾一度饭碗也被打破（1940年无辜受撤团长职，半年后才复职），考虑在部队的前途于我何有。不如转行政界，较为合算。于是我于1943年1月试向余汉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广东绥靖主任）写信，请求调充县长。

          未几，接余复函，大意说：“大敌当前，吾辈军人正宜枕戈待旦，共图雪耻，岂可与‘衙门老爷’为伍，望勿见异思迁……”等语。失望之余，我再写信给军长张瑞贵，请力向“总座”（指余汉谋）说项，玉成其事。大约过了半个月，余汉谋电召我，3月24日我到曲江见到余，他说：你的团长职务交给邓伟堂（是粤军宿将邓仲元的继子，正由意国陆军大学毕业回来，蒋介石指派回粤优先任团长），今天你去见李主席（指李汉魂省主席）听候派赴增城当县长。我即拿着余的介绍信去见李汉魂，李很客气，叫我坐近来谈（因他耳有点重听），略叙寒暄后，他说：“凡属战地县份的县长出缺，我都请余长官（指余汉谋）介绍人员承乏，以利于与当地驻军协作。原增城县长陈殿杰因案被押撤职，经与余长官商妥，你是老团长，去接替第一线的战地县长最为适宜。望赶紧准备，至要找两个得力的内行助手，事情就好办了”。

          过了两天，省政府派员送来委任状一件，并有关县政的规章制度、县长手册等书刊，催我从速赴任。事既如愿，但颇感棘手的是找助手困难，因战地县份动荡性大，生活较苦，人家视为畏途。最后得友人介绍程昌（国民大学毕业），罗少雄（原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所办政治深造班毕业）两人，都曾有县政经历，经我登门拜访求助，他俩都表示愿为效劳。我们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先派罗少雄作为前站和当时代理县长余光述接洽交接事宜，我便于3月31日到达增城县政府所在地——东洞。

　         前任县长陈殿杰（增城县人）因与驻军六十三军东洞指挥所指挥官李荣梧勾心斗角，互相攻讦。陈殿杰的家乡在桥头村，该村的地主和管公尝的人派人到内地收租谷，运回沦陷区桥头。陈以县府名义发给放行条。李抓了这个把柄，以陈殿杰“运粮资敌”的罪名控告到上级。陈遂被省府扣押，撤职查办。由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临时派参议余光述暂代县长职务。1943年4月1日我开始接印视事，循老例用一张大红纸贴出第一号就职布告，鸣炮祝贺。余光述当即将县印交我。其他县府骨干人员如秘书、科长等也分别慎重交接任务。

             但旧社会官场，凡主官去职，新官上任，所有前任旧人员，都跟随旧任主官离开，免遭新官把他们撤职，蒙受羞辱，故“一朝天子一朝臣”认为是“当然”的。我接任县长时，大部份旧职员主动提出辞职。这使我很感头痛，自己又难得一批新人来接替他们，只好对旧人加意挽留，终于使绝大部份旧职员安定下来，照常供职。按当时广东的战地县份编判，县府员工（县长至什工）只有二十六、七人。我依此调整人事安排如下：秘书程昌、军事科长钟凯（国民兵团副团长兼）、政治科长罗少雄、粮政科长陈徐亮、承审员程昌（兼）、会计室主任陈邓荣、情报组长郑展鹏、还有督学、督察、科员、事务员等，均予加发委令，以明职责。除秘书、政治科长、监印兼财务是我带来的新人外，其余都是旧班底的旧人。

             部署好内部人事不久，秘书程昌对我说：“当地方官的窍门要如古人所说‘不得罪于巨室’，换言之，要与当地豪绅打好关系。本县现在最有权势的士绅是朱倬云、温毓湖、张醒吾、汤祝初、周天禄等几个人，我们可否发出聘书，聘请他们为县府顾问？我同意他的建议，送去聘书，他们都喜欢接受。当时增城绝大部份地区沦陷，我们政令所能及的只有十六个乡（其中八个乡还是半沦陷）。为了安定十六个乡的乡长照旧供职，我们都从新给予委任状。 派潭、正果两圩镇各有警察队一小队（警察十余名），队长一员（前身是巡官），直属于县府统辖，我们照旧加委任用。 县府直属机构还有卫生院、苗圃、看守所（关押着普通刑事民事犯约十几人），均设备简陋，正待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