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有节选】女官是中国古代宫廷内掌管嫔御、宫女等事务的女性管理者, 起源于西周。隋代之前, 女官与后宫嫔御界限不清, 隋唐以后逐渐与嫔御分离。明代女官机构称为六尚, 又称六局, 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 还有宫正司, 一开始均为正六品, 洪武十七年 (1384) 又改为正五品, 六局分领的二十四司则为正六品。 (1) 《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官方文献仅记载女官制度条文, 鲜见女官制度运作的实态以及女官的详细活动情况。非常难得的是, 明清广东方志、文集、族谱、碑刻中有许多关于明初广东女官的记载, 民间社会中也有种种与女官相关的传说, 这就为我们探讨女官制度运行的一些状况, 并以此深入探讨明清广东地方社会如何认识、书写、建构女官形象, 提供了新的视角。 女官制度的实践 明初广东共有五位女官, 入宫时间以洪武年间最多。黄惟德与陈二妹均是洪武二十年 (1387) 进宫; (1) 屈氏于洪武二十二年 (1389) 入宫;叶氏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入宫;王氏于永乐二年 (1404) 入宫。其中屈氏又以女官擢为美人, “美人非女官也, 然其初实以选为女官进宫, 故以列于《女官传》之首” (2) 。广东女官生活在明初广州府属的番禺和南海两县。洪熙、宣德之后, 随着宦官势力膨胀, 女官职掌渐为宦官取代, 但“六尚”的名目一直延续到明天启年间。 (3) 有明一代, 广东女官只有上述五位。 关于女官制度的运作在明人笔记文集中也有诸如来源、年龄和资质要求等记载, 如洪武五年 (1372) 下诏“选苏杭二府妇女愿入宫者四十四人授内职, 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未二十, 各赐白金遣还, 任其适人” (4) 。妇女入宫“授内职”, 即指任职女官, 须年满20岁。洪武十四年 (1381) 又下令江南官府遴选“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 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 愿入宫备使, 令各给钞为道里费, 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后宫, 而妇人则充六尚也” (5) 。 可见, 女官来自民间, 与选宫女同时进行。结合洪武五年诏令看, 备选女官的年龄应在20岁至40岁之间, 但不同时期又有变化, 永乐元年 (1403) “补六尚官, 令礼部出榜, 不分军民之家, 但有识字妇人年三十至四十, 愿来者有司起送。若女子识字, 虽容貌丑陋, 年十七八以上, 愿来者听……照依所授品级给俸, 以厚其家, 仍免本家杂泛差役” (6) 。 即20岁以下貌丑且识字的女子也可入选女官, 但年龄下限是15岁以上, “宫中原设六尚女官, 以纪内事, 须识字妇人充任……密访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 无夫妇人四十以下, 能读书写字并谙晓算法者” (7) 。于此可知, 明初女官年龄并不固定, 前提是须识字。女官“服劳多者或五载六载, 得归父母, 听婚嫁。年高者许归, 愿留者听。现授职者, 家给与禄” (8) 。年轻女官服役五六年后, 可回原籍谈婚论嫁;大龄女官可自由决定去留。女官有品级, 除自身享受俸禄外, 其家庭也享受多种优待。 无论是正史还是上述笔记文集对女官个体的记载, 都十分模糊。而广东地方文献记载的明初广东女官却较为详细。现存记载女官的最早文献是嘉靖四十年 (1561) 黄佐编修的《广东通志》, 收录了除陈二妹外的四位女官;万历三十年 (1602) 《广东通志》又缺少对屈氏的记录。直到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广东通志》才首次全部记录五位女官。 陈二妹与黄惟德同年入宫, 洪武二十四年升为司彩。司彩属“掌督女红之程课”的尚功局, “掌缯绵丝絮事” (1) 。她与黄惟德在宫中有无来往, 史料没有记载。黄惟德入宫后直到晚年才离开, 陈二妹中间回家休养十多年, 永乐帝登基又回宫复职。据陈二妹墓碑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收录“司彩女官行宝”记载, 永乐四年 (1406) 时年39岁病逝宫中。 (2) 据此, 她生于元至正二十七年 (1367) , 20岁入宫。 广东士大夫建构的女官形象 从上述记载可知, 至少从弘治年间开始, 有志于乡土历史撰写的广东士大夫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女官的价值。这种价值, 在清初屈大均所作《女官传》中有鲜明的阐述:“明兴, 乃有屈美人、陈司彩之流, 以才德入供内职, 夙夜勤恭, 为帝后所重, 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旧《广州府志》载列女中, 凡得五人, 予简出别为《女官传》。盖谓女之仕也, 能为天子诏, 后治内政而有补于君德, 亦与贤士大夫相等云尔。” (2) 他将以“才德”入宫的“女之仕”与“贤士大夫”相提并论, 目的是突出女性职官形象, 与《明史》所言“女官”一致。她们当然也就成为塑造地方形象与人文价值的宝贵资源。 女官对地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自然也就成为地方志书写的重要内容。 女官陈二妹在万历《广东通志》记载中为番禺人, 康熙《番禺县志》卷一三《列女》进一步明确为“居沙堤新塱” (1) 。之后的《番禺县志》《广州府志》几乎照抄康熙版内容, 只在极少数字句上有出入。陈二妹居住的沙堤大约在康熙年间被划入增城,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增城县志》记载甘泉都下辖沙贝、沙村、东洲、西洲等村。 (2) 但直到乾隆十九年 (1754) 《增城县志》才首次出现“明司彩陈氏”的记载, (3) 内容又与康熙《番禺县志》大致相同。乾隆《增城沙堤陈氏族谱》是广东唯一涉及女官的族谱。其谱序云:“五世少冢宰讳大震公、六世副使讳息卿公, 贵叔侄归隐陈家林, 卜居番禺沙村。比明中, 拨沙村籍隶增城, 而聚族日益盛焉。” (4) 陈二妹籍贯于此明了。 女官籍贯归属在地域上的改动看似细微, 却暗示明中叶之后, 广东不同政区的士大夫开始争夺历史名人的“归属”, 以增加、彰显本地的人文价值, 背后明显有利益的关联。这些女官的人文价值, 与士大夫们对女官形象的建构不无关系。广东女官均是有才华的知识女性形象, 番禺陈二妹入宫后, 因才艺双全且出众, 被宫中嫔御称为“女中君子”。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六记载的陈二妹完全是一位好学上进、知识广博的才女形象: 陈氏二妹, 字瑞贞, 番禺仲裕女也, 貌端庄, 在乳不啼, 脺日设物以验, 则左取印右取笔, 以是知其不凡。甫能言, 窥父书, 指教数字皆不忘。至六七龄, 示以女工, 过目辄晓。就女师, 闻爱亲敬长之言, 必反复致问。《孝经》《内则》《列女传》《女戒》诸书, 莫不潜心究之。深居闺阃, 足迹未尝至中门。洪武二十年诏选民间淑女入宫, 分司六尚, 陈与焉。入见使兼六尚事, 陈善六书, 晓大义, 精女工, 嫔嫱皆师事之, 人称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为司彩, 赐归省, 仍给禄养其家。阃范严肃, 人罕见其面, 有司候馈, 皆辞却之。文皇即位, 以司彩熟知典故, 召复原职, 年四十以病终于宫。遣中使护丧归葬。 (6) 陈司彩降临人间就与众不同, 满月即“左取印右取笔”, 刚会说话, 父亲教她读书, 就能强记不忘。自幼学女红, 也是过目即会。父亲专门为她聘请女师, 教她潜心研读女教书。陈二妹受到的这些良好教育, 为她以后在宫中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她入宫后, 因善六书、精女工, 以致出现“嫔嫱皆师事之”的景象。永乐帝即位, 仍在家乡省亲的陈二妹因“熟知典故”, 又被再次召入宫中服役。 屈大均在《女官传》中说她幼时“左手取剑, 右手援笔”, 七岁“就女师”读书。入宫为官, “后宫多师事之, 称女君子, 亦曰女太史”。她在宫中时以《内则》辅佐马皇后管理后宫, “司彩祖姑以《内则》佐高皇帝后母仪一世”。陈二妹还严守礼教, 入宫之前, 一直“深居闺阃”, 入宫后回家省亲, 也是“阃范严肃, 人罕见其面”。可见, 她是一位文化知识水平高且严守妇道的才女形象。永乐四年因“病终于宫, 帝后为之涕泣, 遣中使护丧归葬香子之山陈家林” (1) 。 广东女官不仅才华出众, 而且恪守妇道。从上述分析来看, 明初广东女官都读过书。她们大多出生在元末, 此时士大夫正在珠江三角洲推行读书活动。宋末元初南海区适子撰《三字经》, 元代黎贞对之训诂作《三字训》, 成为广东妇孺喜爱的读物。 (7) 明初广东《三字经》经海南又传到江南, 乾隆时, 经学家邵晋涵为浙江渔民赋诗:“全家生计渔舠上, 识字才教记姓名。读得黎贞《三字训》, 便称渔浦小书生。”自注:“《三字经》为南海黎贞所作。赵考古自琼山携归, 以授村塾。” (8) 赵考古即赵谦, 洪武时浙东大儒。 可见, 元末明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读书热是女官识字的社会背景。广东士大夫在建构明初女官形象时, 十分关心她们与位高权重仕宦之社会关系, 对女官原先的家庭则轻描淡写。总体来说, 明初广东女官在地方文献中均被形塑为才德、贞孝兼备的正面形象, 对社会充满着教化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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