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只是一名在广东东莞一家模型厂打工的普通青年，生于1988年的汪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一起从没做过的抢劫案扯上联系，甚至因此入狱5年。汪超的父亲向广州中院提起申诉，2015年6月，申诉被驳回，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汪超的父亲继续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2016年5月，广东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一个月后撤销了该案一审判决、终审裁定，将该案发回增城法院重审。2017年4月，汪超被无罪释放。现在汪超向广州中院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
对汪超青春时光的道歉 汪超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高吗？不高。因为青春本无价，这73万元看起来不少，但对一个人的美好青春来说，只是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数码而已。它代表的并不是钱，而是汪超家人一种艰难痛苦的历程，这里面寄托着法律应有的救济与安慰，也有汪超家人对往昔的无奈，当这些合为一体的时候，那只能是一种对汪超青春时光的道歉。 然而任何冤案的昭雪，并不一定就是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冤案产生的惯力，犹如物理世界中的惯性一样，它总会有反作用力的一面。因而，克服这种来自方方面面的反作用力，本身就是一种对强大惯性的挑战，而凡是能称得上挑战的事情，就天然性地存在着不成功的可能，甚至，不成功的可能性会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冤案的昭雪，不仅是个法律的概念，同时，它也是个与时间成本捆绑在一起的痛苦指数，但是，对于这起冤案，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它还是昭雪了，从汪超家人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因此，汪超提出了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这也是一个与时间成本无法割裂的祈祷数码。 然而，在现实中，数字已然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正义来临的速度，换言之，正义的到来不应当是在人们的遗忘之后，而当是在社会发出质疑的最短时间内。但是，这起冤案的发酵期实在太长，况且，如果不是惊动了广东高院，还不知要发酵到什么时候，而之所以社会如此关注此案，赔偿额度从来就不是最大关注点，而背后的正义修复机制才是社会关注的核心所在。 从司法角度来说，法治的进步，就是朝着最完善的方向发展，而完善也意味着艰难，但这就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所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指引，法治社会才能不断地突破对法律的现有认知，而这一切，也正是通过一个个案件的修复甚至是对一些冤案的昭雪来实现的。因此，人们关注汪超提出国家赔偿73万元的申请，本质上还是对社会正义修复机制的探讨与折射，而这73万赔偿就是修复社会正义的必付成本，但它不应当是一个数字式的休止符。 在这起冤案之后，还应当产生一个必然的修复契机，那就是对现有的司法环节给予通盘的梳理。主动地防患于未然，在任何时候都比被动地纠正冤案都更加重要，因而，这73万赔偿万赔偿，既是对社会正义修复个案的必付成本，同时，也应当是对完善整体机制必付的成本，冤案之后，还应当有一个机制建设与机制完善的回答。 汪超提出73万元赔偿金，最后是否能够达成，这对汪超来说很重要，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个过程更重要。因为司法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伴随着各种阵痛，而汪超提出赔偿金，就是一种司法再次进步之前阵痛的开始。国家赔偿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的过程，其间必会牵涉到在职及不在职的所有办案人员，在这样精细梳理时，73万元赔偿金就会成为一条主线，将所有责任人的责任分量串联起来，并分解于每个责任人的头上。 73万元赔偿金从哪里来？ 而此时，赔偿金也会成为一根传导阵痛的神经，它会让其中每一办案者都会感到一种阵痛，而在社会关注中，这样的阵痛便会充分加大，由此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射状的社会阵痛。而另一方面，73万元赔偿金从哪里来？这也是一个痛点，因为它已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系统。那就是如果赔偿金达成了，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出处，但不管这个出处叫什么名称，最终都会是纳税人的钱，这可以理解为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的错判成本买单。 但是，这会令所有纳税人不满，因为，他们的钱不应当是用来购买错误的。而这样的民意之声音，就会使这个支出系统产生阵痛，而这个阵痛又会反射给司法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之间，这样的阵痛会反复反射，并产生更复杂情形，从而又会使阵痛在民意中再次加大。而此时，司法阵痛的定义，就会是“不会顺利的赔偿”。 但这样的痛却是司法进步的一种催动力，因为在阵痛中就会想到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阵痛，而这就会修复性地作用于司法制度建设，从而在制度上不让每一个赔偿先例成为错判的“先烈”。对于汪超提出的巨额赔偿金，其意义是双重的，其一，对于汪超个人来说这很重要，那是他新生活的起点，其意义不言自明，只要司法漏洞还存在，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汪超”。 其二，对于社会来说，司法必须要进步，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但现实中这必须要让办案的所有人员，及整个司法过程真切感到阵痛的代价，痛定思痛，在汪超案中这就是一种辐射长远的法治催动力。汪超依法提出赔偿金，其实是向司法漏洞提出的赔偿，但这样的赔偿更是对司法人员的一种现实教育，让他们知道，办错了案件就必须以各种形式付出纠错成本。对于汪超提出的赔偿金，不管是否能够达成，都会是一场“不会顺利的赔偿”。但从司法进步角度来讲，汪超提出的巨额赔偿金，无论如何都会为司法昂贵的错判成本。 相关资料:2017年侵犯人身自由每天赔偿258.89元 国家赔偿标准又有变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258.89元。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计局2017年5月27日公布，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统计数据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的计算公式，对属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案件，两高确定了新的日赔偿标准为258.89元。这258.89元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公开资料显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于2008年发布《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日工资为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月计薪天数为（365天-104天）÷12月＝21.75天。 所以今年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日赔偿标准为：67569元÷（365天-104天）≈258.89元；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其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身体损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此外，国家赔偿中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随着工资水平上涨，近几年的国家赔偿标准也在不断提高，2013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日赔偿标准为182.35元、2014年为200.69元、2015年为219.72元、2016年为242.3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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