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荔城街和平路原县委大院内有棵气势磅礴的大榕树,树龄达520多年。它不仅经历了明清两代的风风雨雨,而且见证了增城近现代历史的巨变,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如今的大榕树更加翠绿挺拔。它敞开宽阔的胸怀,迎接新一轮更大的发展。 1974年3月下旬,我有幸从三江粮所上调增城县委宣传部工作,办公地点就在这棵古老的榕树下,从此与它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又先后调新塘工业加工区、县商委、县委办、县(市)纪委、市政协工作。屈指数来,我在大榕树下工作了23年。这棵大榕树挺拔高大,树身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枝叶一直延伸到大院南楼天台。 它根深叶茂、四季常青。翠绿的枝叶像一把擎天巨伞,独木成林,遮着一大片地面。它那锈褐色的气根随风摇曳,像一位慈祥的长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大榕树不仅美化、绿化了大院,而且使院内园林景观更具气势。我在大榕树下工作的日子,正值“文革”即将结束并转入改革开放时期。岁月如歌,多少往事难以忘怀! 跟县领导下乡 上世纪70年代,增城交通十分滞后,县城到各公社全是沙泥路。乡村只有高低不平的机耕路,汽车难以通过。那时,县委大院只有几部吉普车,除县委书记专用一部,其余常委平时都是骑自行车下乡,只有特急任务才由办公室安排吉普车使用。1977年仲夏的一天早上,天气异常闷热。我突然接到通知,要跟时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昆贤到新塘检查防台风洪水工作,既兴奋又紧张。 对于我来说,能坐上吉普车并跟县领导下乡是人生第一次,怎能不兴奋呢!这次下乡任务不轻,又多少有点紧张。上午8时出发,吉普车沿着县城—石滩—仙村—新塘飞奔,车轮下尽是沙泥路。快到石滩时,风刮了起来,且越刮越大,公路被吹得沙尘滚滚,两旁绿油油的秧苗被压倒一大片。 不久又下起了大雨。汽车在风雨中一路颠簸,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新塘公社门口。此时,公社书记余煜炎正穿着雨衣在门口等候。在余书记的陪同下,我们先后深入余家庄水库和附近几条村庄。途中吉普车曾深陷泥泞差点抛锚。刘昆贤副县长是博罗人,解放前参加革命,平易近人。 他曾任新塘公社书记,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每到一处,他都详细了解防台风洪水情况,亲临实地检查,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中午,我们几人在余家庄水库饭堂就餐,咸鱼青菜送饭,草草吃完马上开展工作。到了晚上六点多钟,台风过了,雨小了,我们才驱车回县城。那天晚上,我累得腰酸骨痛,心想如果全县城的沙泥路变成水泥路该多好啊! 落后的办公设备 刚调到宣传部工作时,“文革”接近尾声,但干部思想仍较混乱,院子饭堂贴满揭发县某领导的大字报。宣传部下设报导、宣传、理论组,连部长一正两副共12人。部长和大部分干部常年抽调下乡搞运动。没有照相机、录音机和打印机,只有10多张旧办公桌和8个书柜。后来书多了,部里便打报告县计委批指标,到县木材公司购木头。 木头一根根浮在东门桥头旁边的水面上。我们几个较年轻的干部跳进水里挑木头,用手推车运到木器厂,造了10个笨重的大书柜。而要打印资料也不容易。1974年冬,我结合新塘大墩大队实际,编写了4篇辅导材料供各大队政治夜校参考,定稿后交县印刷厂印刷。印刷厂工艺落后,铅字粒排印,既费时又不美观。 不知多少个晚上,我蹲在印刷厂校对,花了一个多月才把资料印刷出来。那时,我被分配到理论组,主要负责给机关干部上政治辅导课。为了提高讲课质量,我无数次提着从县广播站借来的30多斤重的老式录音机,挤公交车到广州市一宫、员村工人文化宫听黎克明、黄守登等教授讲课,边听边笔记边录音,回来整理好后再给大家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