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增泰:20世纪50-60年代增城农村生产合作经济财务管理工作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经济领域的清廉建设。建国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曾经分析了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形势并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紧接着在解放初期的1951年，对当时天津地委的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党和国家判处了极刑。我国农业人口、农村土地占绝大多数，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党政基层组织的清廉与否关系着全国清廉建设的大局，是党政干部作风好坏的具体体现，是党与广大农民关系的晴雨表。

增城从1953年开始建立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建立高级社，一直到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以后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制，甚至包产到户时期，对经济管理都是紧紧抓住不放的。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没有出现很大的贪污案例，个别的也得到及时的处理。那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大概有四个特点：

一、机构完善，人员充实。

所有生产合作社一建立即设有经过培训的会计、出纳、物管人员，生产队则设有记分员和生产资料保管员。会计负责编制生产合作社内年度的收入和收益分配计划，报社委会初步审批后张贴给社员提建议后再决定执行。公社化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改为由生产大队一级核算，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单位，对大队进行“三包一奖”。

大队与原合作社一样设有会计、出纳、物管人员，生产队设有记分员。大队的财务管理制度沿袭合作社。为了更好地辅导和督管农村集体经济，县、区政府相应设置农业生产合作经济财务管理辅导人员;区政府(后改为公社)设一到数人，县政府在农业科(后改农业局)设农村合作经济辅导股，配有几名工作人员。

公社化后这些辅导人员又统一归县委农村部统一领导，县里负责财务管理辅导的人员，在1961年贯彻中央农村工作十条和十二条后不断扩大，1961年到1963年的高峰时期，全县曾有六七十人;除留少数在农村部工作外，其余按每个公社二三名固定在公社工作，实行农村部和公社双重领导，其工资办公费用由省按事业费下拨到县，工资由县里统发。当时从县到大队的财务管理机构是很健全的，制度也是完善的。

二、职能清晰，责任明确。

加强财务管理不仅是为了使上级部门掌握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更重要的是党的廉政建设的组成部分。基层(主要是合作社或大队)的财会人员是社员的管家，通过财务活动让社员了解经济组织内的收支情况，知道自己半年和一年家庭收入情况以利开支。同时，通过财务的公布来监督合作经济的运作，既可提出合理化的生产和财务建议，又可对不合理的开支加以监督。

大队财会人员还要按季、半年、年终向区(公社)上报收支和收益分配报表。县、区(公社)财务辅导人员的责任是对下监督生产大队(合作时期的合作社)财务活动，基层干部有无违规贪占;同时又要培训和辅导大队、生产队的财会人员。对上是汇总农村集体经济的收支状况，反映农民的收益水平，让县、区(公社)领导掌握各大队生产发展和收支状况，以利于领导地区的经济发展，支援贫困地区摆脱困难。

当时县里每年拿出一部分肥料和贷款支援贫困地区。为了较好完成上述职责，县委农村工作部经常采取全县集中或分别以区(公社)为单位培训大队会计、出纳，每年集训一二次，主要是进行如何为农民理好财的廉洁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从建立生产合作社开始就强调财务要公开，凡合作社都设有财务公布栏，让社内的财政收支放在阳光之下，以便社员监督检查。高初级社时期一般都能做到季度、半年、一年公布社内的现金收支和物资流向。公社化后因刮共产风，财务公布停止了。实行大队一级核算制度后又恢复由大队定期公布。

为了使社员看得懂，会计记账形式采用了流水账记账法，如卖一千斤稻谷记收入六百元，买一千斤肥料记支出五百元，社员一看就懂。公社化后，上面有的会计业务人员建议要提高会计记账水平，参照银行和国营企业的借贷记账法。实行一段时间后，因社员的文化素质较低，账目公布后社员难以看懂，不利于群众监督财务，又改为沿用流水记账方法。虽然这样改不利于会计水平的提高，但为了群众利益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