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良的增城寻子梦

曙光与深渊

最接近问题答案的时候是2015年到2016年。2015年秋天，他通过微博联系上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一开始对方还不相信知道人贩真名会十年找不到孩子。核实后，陈士渠告诉他，已经部署。想着人贩快要落网，他按捺不住，9月就去了广州。警方让他指认孩子被抢的房间号，还要补充口供，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兴奋劲里。警方说想要一窝端起整个人贩组织，他带着好消息回家过了个春节。

2016年3月5日11点56分，他准确记得。妹妹在厨房做面条，他正揣着手机从房间走向客厅，一条来自志愿者的信息称“抢你孩子的人贩子已经落网”。他马上喊住妹妹，说申聪马上回来。妹妹也高兴地直掉眼泪。两人饭都没吃就去超市，给申聪买内衣、书包、写字桌；五箱白酒、三条玉溪烟用来请客吃饭；还有锦旗，他甚至请教了一位民警写抬头的门道。对方发给他一个具体科室的名称，这让他更加确信案子接近尾声、申聪马上就能回家。

他高兴坏了，想着怎么把孩子带回来。火车太累，飞机太贵，还是汽车好，饿了困了就下高速找个地方吃饭睡觉。如果孩子的养父养母追着不放人，车一加速，一下子断得干干净净。得找辆快点的车，他特意让表哥找朋友借了一辆别克。来回四千多公里，先给车做个保养，到加油站把加油枪一提再提，直到油要溢出口子。手机被他放在家里信号最好的地方，别人打电话说不了两句他就要挂，生怕错过什么。

一天，一周，十天。停在楼下的车始终没有出发。开走就怕耽搁时间长还不上别人，还回去又怕突然来消息。他又拖了几天，还是把车还了回去，自己买了去广州的票。10月19日第一次开庭，申聪还没踪影。他情绪激动地拍桌子，浑身发抖，对面的人贩子都低着头。公诉机关指控，儿子被抢那天，周容平与妻子陈寿碧在楼下放风，杨朝平、刘正洪闯进家里，将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

有刀就好了，申军良恶狠狠地想，一人扎一刀。可张维平不能死，只有他见过买卖中间人和买家，他死了谁来指认。张维平交代，申聪卖给了增城本地一个阿姨，那个阿姨经常去湘江路富鹏麻将馆玩。申军良追去了湘江路，用寻人启事“洗街”。遇上卫生检查，白天环卫工人跟在他屁股后头铲，他就等他们下班后熬夜贴。

他不会说粤语，跟本地人也不熟。一天上午，他瞄准了湘江路一个擦鞋匠。擦了二十多年鞋，家长里短的事情他肯定清楚。申军良坐过去，边擦鞋边讲自己找孩子的苦楚。别人付三五块，他临走时给了二十。下午再去，擦鞋匠给他列出买过孩子的家庭，告诉他各家情由。他掏出本子一个个记下。可是，他和警方一户户比对，发现没有一个吻合张维平的描述。

那时他陷入无边的绝望，又不敢跟家人坦承，自己“不想活了，很累”。可是思来想去，他不愿放弃。申军良越来越怀疑张维平没说真话。可为什么撒谎？是不是把申聪弄残了不敢说？是不是孩子没有了？还会有更恐怖的事情让张维平必须撒谎吗？他不停地请求警方再次审讯张维平。2017年6月左右，张维平交代了新的“事实”。

他称，2003年至2005年，自己拐卖了9个小孩。除了申聪，其他孩子都是他作为出租屋邻居趁其家长不备带走的，通过一个叫做“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包括申聪在内，8名男童都被卖到河源市紫金县。申军良把申聪小时候的照片、13岁模拟画像和“梅姨”的模拟画像做了彩印。他注明，“梅姨”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不同选择

申军良在2017年11月的开庭审理上见到了其他家长。湖南郴州的邓自和夫妇卖米粉为生，他们被拐走的儿子邓云峰在家排行老二，其他三个孩子还在读书。湖南永州人李树全在广州工地上工作，妻子在老家养育两个儿子。江西人钟丁酉在老家搞建筑，也在照顾家中小孩。杨佳鑫的父亲杨江，2008年10月，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跳车身亡。杨佳鑫母亲改嫁，来参加开庭的只有孩子的大伯。

和申军良不同的是，这些家庭一开始不知道人贩真名，寻子毫无方向。渐渐地，他们一个个回到老家，生下老二或老三，极少走在寻子路上。2004年，儿子邓云峰被张维平拐走时，邓自和在火车站当卸货工，一个月工资最多两千，有时才八九百块钱。妻子邓叔环炒个青菜的时间，坐在门口吃甘蔗的儿子被邻居带走。他从队长那听到消息赶回家。他去广州火车站，央求门卫晚上把自己锁在候车室，好白天一开门就能蹲在检查行李的地方找儿子。

蹲守7天，他没洗澡，没换衣服，饿了就让外面小卖部的人帮忙泡个方便面，有汤还能省了喝水的时间。拿着家里两三千的存款和工友借给他的九千多，他去电视台。电视台一分钟档期要540元，他买了三次，播放自己寻子的录像。寻人启事他也发，生活费之外，他匀出一千元打印了2000份。老板问他排版，他说不懂，问他儿子的特征，他憋了半天才说“头顶有两个转，左手断掌”。他没有手机，留了姐夫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