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良的增城寻子梦

孤独地走向未知终点

申军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这14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找申聪，还没找到。别人问他找孩子的进展，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先把信息晾在那里。人到中年，他没房没车，欠了50万的外债，没有娱乐活动。除了申聪，同龄人跟他没有共同话题，更玩不到一块。人有心事戒不了烟，他一度认为。抽得最凶时，他一天能抽2包5块钱以内的烟。2016年频繁去广东寻子后，借钱越来越难，他有时还睡草坪省钱。后来，他省下烟钱买方便面，也就这样戒了。

很多人问他什么时间才能找回孩子。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有时候会怀疑那些人纯粹就是想让他早点还钱。他想过募捐，可看到那些募款接受者不是病危就是伤残，他就关了网页。“我孩子还好好的，”他想。弟弟有次找上门来，他以为是来要几万块欠款。他急了，直接说只要有点办法先把弟弟的钱还上。弟弟也急了，先说“你说什么啊，我不是跟你要钱”，又说起自己的不容易。

申军良让弟弟别说了，讲起申聪没有被拐之前给弟弟买了多少套衣服，还托人给他两次从香港买回来手机。弟弟满脸通红，叹口气说，当他说的是废话。去年他回老家，却不见父亲。直到天都黑了，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吃晚饭了，父亲才湿漉漉地回到家。70多的年纪，父亲接了挖天然气管道的活。母亲见他回家，欣喜地领他走到厨房一个小桶旁，兴高采烈说“我让你看一下我逮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没完全揭开，母亲就叫道“啊！怎么死了”，一张脸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他看到死掉的小刺猬，在农村可以卖五块钱。

母亲总是佝偻着背去地里趴着捡洒落的大豆，拿大夹子去田里逮些野鼠卖钱。隔两天，母亲又在同一个地方逮住一只刺猬，回家还开心嚷着“这个不能死了”。他却没法开心。父亲知道他没钱，照例给他1000元。他知道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逢年过节，其他兄弟姐妹给父亲买老年用品时，父亲总说买东西不如拿钱实在。他一年年地找孩子，父亲就一年年省钱匀给他。父母老了。

父亲还在说“什么都比不上找人重要”。母亲偶尔会心疼他在外风餐露宿、孙子没人照顾，试探性问他“不行就稍微先缓缓？”妻子也说过狠话，“不要找了，不行就”。“谁不找都可以，我找。”他梗着脖子回复。他不想要做一个失败的父亲、一个失败的男人。找到申聪，他才可以放下担子，给父母一个交代，再把这个瘫痪的家重新经营起来。他自信一心一意工作，一定会赚够钱还上债。

2019年，“梅姨“的最新肖像照发布后，有民警直接跟他联系，要申聪的照片和各种材料，还要他点清楚左眼的小孔胎记在什么位置。申军良跟原办案单位核实了对方的电话。他听说，警方出差越来越频繁，申聪的案子接近了尾声。但他谁都没有告诉。“一告诉他们，哇一阵，都起来了，万一不是呢，我父母年龄大了受不了。”他说。他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冷暖自知，也不想别人陪他悬起一颗心。

要是找不到呢？他很少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猜，别人也知道这个假设“有点残忍”。有人问起，他就用“不知道”、“不敢想”搪塞过去。那天傍晚，申军良跟我坐在他昏暗的家。刚到济南时出租屋附近的田野已经被楼房替代，他的父母正在老家准备秋收，妻子在别人家做保洁，两个儿子一个在里屋写作业、一个饿着肚子在老师家进行课外辅导。他语调上扬地回忆青年时期的志得意满，面无表情地说起自己如今的孤独。那个雨夜摸黑给父亲买药、摔倒又爬起的小孩，变成了三个孩子“若即若离”的父亲。“再怎么样，爬着我也要把儿子找回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