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有近20年了。她去世时还不到50岁，我才14岁，正上中学。母亲出生在增城区正果镇增江河上游的一个叫黄沙坝的鱼米之乡。“黄沙坝，有糖又有蔗，又有黄豆打缺牙，又有白米供(喂)猪嬷……”，这首我从小就熟悉的童谣既寄托了被饥饿和贫穷包围的旧中国农村，人们对田园诗般和平、富足的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憧憬，也吟唱出这增江河畔的一隅少有的富庶和丰饶。

外公是一个殷实的农民，打鱼耕种之余还经营糖厂。因为外婆连生几胎都是女孩，求子心切的外公便娶了个二房，结果生下了我的两个舅舅。这样，不幸也就降临到了外婆和她的三个女儿身上。外婆30岁上就死了，母亲的两个妹妹被卖了去当童养媳。母亲是家里的长女，田头地尾，里里外外，十分聪明能干。虽然常常受二房的欺负，她对同父异母的弟妹却呵护有加，感情融洽。

后来她参加了工作那段时间，除了供二舅上学外还常常寄钱寄物，周济大舅家。解放的时候，母亲已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跟当时许多备受封建宗族主义欺凌而又首先觉醒的农村女性一样，怀着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生活的激情和梦想参加了进步组织。后来，她当上了土改队队员，投身到了土地革命的时代洪流中。

那时候的母亲身穿军服，腰挎驳壳枪，英姿飒爽。村里的三姑六婆、远亲近邻在艳羡之余，感到世界确实变了。母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那两个被卖作童养媳的妹妹。她以解放妇女的名义，以废除不合理封建婚姻的名义，很顺利地把她们领了回来，还各自为家里分得了一份土地。这在当时很引起了一阵轰动，也令外公又惊又喜之余，在母亲面前更加诚惶诚恐。

后来，我这两位阿姨又在母亲的操持和撮合下都先后嫁给了部队的军官。我二姨丈直到80年代中期才从中越边境的火线上离休。母亲在亲手缔造了妹妹们幸福的婚姻的同时，面对自己的不幸婚姻和由此带来的悲剧命运却显得那样虚弱和无助。第一次婚姻不仅使她用心血和才智铺就的事业坦途毁于一旦，也使她失去了健康，(在60年代后期发生的一次洪灾中，产后不久的母亲因带领职工抢救货品，从此埋下了病根)。

她执意离了婚，并不顾领导和同事的好意劝导，以身体不好为由，辞去了供销社门市部主任的公职，独自带着一对儿女回到了娘家黄沙坝。直到后来嫁给了一位老实巴交的林业工人--我的父亲。我对母亲最早的印象是她带着我去捡田螺时的情景。母亲穿一件花格子上衣，拖一条大辫子，轻快地走在田埂上……

后来，一位远房舅舅来我家玩的时候曾对我说：“你妈妈那时可是黄沙坝最俊俏的大姐(姑娘)呢。”这时我的脑海里就浮现了那个走在田埂上的倩影。母亲爱我们，也是用了她的固执的方式。客家人习惯把小男孩也昵称为“妹”，母亲却直到我l0多岁了还喊我“阿妹”，也不管我难为情，而且喊得又亲切又自然。

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远远就能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路口的一棵大龙眼树下等我。时间长了，有同学就取笑我了：看呐，俺妹放学了!......终于有一次我生气地对她说：“妈，你就别老来这儿等我了，我又不是不识路回家!看人家都笑话我了。”她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傻仔，让他们笑去。”母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了，可是只要走得动，就一定来等我。

母亲去世后，我在十几公里外的镇上读中学，每星期回家一趟。记得第一次放学回家，快要到家时，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抬头朝那棵龙眼树望去，只见父亲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树下朝这边张望。这时我已经懂事了，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后来，我无意中发现父亲常常在我不经意的时候长久地注视着我，在他慈爱乃至欣慰的目光里，流露出迷惘和悲凉。他仿佛要在我的身上寻找母亲的影子。

母亲不幸的一生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和对命运的深切的不平。然而，她作为一位普通人表现出的中国女性特有的坚强和追求自由的个性却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母亲富于同情心而洋溢着人文主义光辉的母爱甘露般滋润了我的因物质生活贫乏而显得苍白的童年，孕育了我心灵中敏感、真挚、和善良的一面。像播下了一粒种子，在我的精神家园里生根、发芽且长成了一片绿地--片不为俗流所污染的绿地。母亲则是这绿地的守护神。（by邱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