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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寻租”绊倒系列知名媒体人:媒体监督权力 谁来监督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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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10-25 09:1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联合早报讯)当戴着镣铐的沈颢出现在镜头上时,人们很难将他与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北大才子联系起来。曾因写下“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而感动亿万读者的著名媒体人,如今却因涉嫌领导和参与新闻敲诈而身陷牢狱,此情此景,让无数中国的同行与读者感慨唏嘘。

在这次针对21世纪报系的整顿行动中,除21世纪传媒公司前ceo沈颢外,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理财周报的多名相关负责人和员工,目前均已被上海警方控制。根据沈颢向警方的供述,21世纪经济报道和21世纪网的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报纸和网站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承诺不对其进行负面报道。



近一年来,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利用新闻监督的权力来寻租的案件屡次被曝光。2013年10月17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事拘留。《新快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呼吁“放人”,曾引起舆论的热议。然而很快陈永洲就承认,自己确实收受他人钱财,发表大量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稿件。陈永洲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财经记者职业伦理问题的思考。

2014年6月1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对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据人民网报道,郭担任过央视财经频道和广告中心两大核心部门负责人,他左手用“3·15晚会”打压企业、右手靠“年度经济人物”拉拢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红黑敛财术。

一个月后的7月11日,又一则消息震惊了财经圈和媒体圈,知名主持人芮成钢与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等一起被带走。随着芮成钢与帕格索斯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的关系浮出水面,也同时让公众看到了这个主持人的另一面。无论是偏右力量的代表“南方系”,还是国家的喉舌中央电视台,都在这轮大整顿中陷入危机与风暴,一批曾经光芒耀眼的媒体人纷纷倒下。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曾撰文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媒体有偿不闻甚至敲诈寻租已经比较普遍。一系列新闻腐败事件的浮出水面,使人们产生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媒体人走向堕落的深渊?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地约束媒体权力?

“分裂”的媒体一步步走向堕落

在西方社会,媒体是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权”,新闻记者更有“无冕之王”的称号。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体人也是广受尊敬的一个群体。然而,一次次新闻寻租事件的曝光,让整个行业蒙受了耻辱,媒体的信誉遭到了严重损害。

对于新闻寻租事件频发的原因,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在接受财新网访问时指出,一方面,是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和法制不健全,造成上市公司通过出钱“摆平”媒体、维护市场形象的思维方式,也滋生出媒体通过敲诈企业新闻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产生的“末日心态”和面临的财务困境,致使许多媒体开始禁不住诱惑“赚快钱”。

张志安则指出了当下一些中国媒体的“分裂”症状:一方面,为了生存游走在新闻腐败的灰色地带;另一方面,又不失新闻理想,为了公共利益而追问真相。对于这种现象,财新《新世纪》副主编凌华薇也表示,现在很多媒体一方面鼓励调查性报道,另一方面亦不拒绝利益交换,在新闻理想的实践、扩大媒体影响力和现实的利益交换中做“痛并快乐”的权衡,这样的媒体面临的是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理念一致性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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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10-25 09:11:52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许沈颢自己的“心迹剖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在我的工作职责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不仅是一个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经营管理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新闻敲诈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但这种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我觉得这种变化让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

现实也许无奈,但财新传媒主编王烁在去年新快报事件后的一段评论或许值得业者思考:讲现实,新闻工作者不能决定生存环境,但可以决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反应。新闻工作者不能根据沧浪之水的清浊来定行止,操守应该如一;即使只讲利害,形势越险恶,就越有必要保持职业操守。新闻工作者最好的履职手段,同时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恰是准确和全面的报道。

媒体监督权力谁来监督媒体?

对新闻从业者进行警示和教育,只是解决当前存在的新闻腐败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亟需回答:如果媒体拥有监督政府和企业的权力,那么监督媒体的权力又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张志安指出,今天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是,媒体监督很难,监督媒体也很难,可谓“既不自由,又太自由”。

在可能监督媒体的力量中,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是例行宣传色彩较浓的评奖活动,总体上缺乏作为;媒体同行间的内幕披露非常罕见,而且由于管控等因素导致报道影响受控;新闻学者的公共批判或者新闻院校的媒介批评,尽管对媒体腐败问题时有涉及,总体上又缺乏威力。事实上,“如何监督媒体”这一难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西方社会所关心的。

2011年,默多克旗下的英国《世界新闻报》曝出窃听丑闻,作为自我监督机构的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两次发布调查报告,称窃听手机留言在《世界新闻报》中属于“个人行为”,并且已“不再发生”。在南方网刊登的《媒体监督政府,谁来监督媒体》一文中,作者吕品指出,如何监管媒体,在英国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人们已经对自我监督的方式失去信心,但是,如果由政府机构或法庭介入监管媒体,反对的声音将会更大,因为这将直接威胁新闻自由。

对于这次的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的官方报道与处理方式,不少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人们虽然痛恨利用新闻监督权力进行寻租的媒体,但同时也对不断加强新闻管制的公权力保持警惕。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对这类事件的处理产生矫枉过正的后果,或者原本就是另有目的,那么不远的将来,面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媒体人,那些真正作恶的权力和资本将再无顾忌。

这看上去是个两难的问题、无解的死结。不过,学者何清涟利用美国传媒业做例子,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些可能性。在《中国“新闻寻租”现象的忧思》一文中,何清涟指出,在美国,媒体业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关系有三种模式:消费者控制、第三方控制和同行控制。

专业主义属于同行控制,而政府控制则是第三方控制。因此,避免他治就必须自治,排除他律就必须自律。何清涟进一步指出,要扼制中国媒体业的新闻寻租,政府方面应该放弃强力管控,出台新闻法,依法管理;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要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只有通过这种双重努力,才可能抑制中国媒体业的新闻寻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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