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新塘镇“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调查

农民工,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称,一个中国城市化绕不开的话题.如今,这个群体已进入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有农村烙印,却从小成长于城市,但因种种阻隔,他们并不被城市认可；同时,又因他们对农村逐渐陌生而不愿回去,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却难以解脱.

因谣言所致的广州增城“6·11”事件,虽已因广州市政府及时辟谣和澄清而止息,但它并不止于事件本身,在它背后,乃为一个慢慢成长起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迷失于自己身份的缩影.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长远计,这个有着上亿规模的群体,如何逐渐融入城市,需要提前战略决策,需要全社会关注.

作为对时代负责的媒体,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继去年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此次我们再派记者深入调查,倾听他们的呼声.今日为读者呈现的这个“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专题,有个案分析,也有全貌梳理,我们试图寻找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并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经济影响、城市化等角度,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行性途径.

增城故事：新生代新办法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6月14日,四川省开江县人、20岁的王联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丈夫唐学才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衣裤守护在旁边.整个产科病房里,不时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再过不久,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将出生.然而,在病房之外的街道上,关于他们的谣言还在流传,甚至有声音说,这对夫妻早已在“6·11”事件中死亡.

3年前,唐学才夫妇从四川老家来到增城新塘镇,在当地的牛仔裤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自此这对夫妻开始了在广州的打工生涯.年初,怀孕已有4个月的王联梅退出工厂,并在厂区外摆摊赚些零用钱.但没想到,王联梅的摊档,却成为“6·11”事件的导火索.6月11日晚,因占道经营与村治保队员起冲突,遂混乱中谣言四起,并连续两日晚上引发大批群众聚众滋事、破坏公共财物事件.

6月12日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此前一天在增城新塘镇大墩村发生的“6·11”事件进行了通报,这起因谣言而起,破坏公共财物的事件,最终以谣言平息而告终.被增城市初步认定为“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的增城“6·11”事件,也折射出珠三角的新用工难题——如何跨越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鸿沟,让新力量助推经济焕发新生机.

而在“6·11”事件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这已不是2011年在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发生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就在6月6日的潮州市,因农民工讨薪被砍伤,大量群众聚集,并以19辆汽车遭遇不同程度毁坏而告终.将增城和潮州事件联系起来,本报记者发现,除了聚众发生恶性损毁公共财物的共同点之外,两者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分不开.一份由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所发布,名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则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这也意味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难题需要有新办法.

增城见闻

6月14日,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的床位牌上写着,王联梅的入院时间为6月11日.对于往事,唐学才告诉本报记者,他已经不想再多说了,一切都等政府的结果.而医院的护士也对王联梅照顾有加,时常出入她的病房.在增城城区内,人们只是听闻“6·11”的发生,但并不特别担心,而相距30公里外的新塘镇,则是另一番景象.

本报记者6月13日中午进入新塘镇,明显凝重的气氛下,在华润万家超市里,依然可以看到拿着警棍、盾牌的警察,学校、大型商场、重要交通路口均有警力布局.大敦村派出所以及周边的农业银行已经围起来警戒线,消防车、通信车、救护车和警车停在路边.再过一天,增城市将迎来中考.谣言仍然存在.在进入大墩村的公交车上,坐在本报记者前方的一个本地人向他的邻座介绍事件经过：“当晚就死了四个人,那个孕妇和她老公,还有治保会的人.”

事实上,在事件发生的当天,王联梅便已安全被送到了医院,或许这名老人还未看见唐学才在6月12日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澄清.据本报记者了解,新塘镇是广州市增城南部工业、商业重镇,其中,尤以牛仔业著名,被誉为中国的“牛仔之乡”,全国60%以上的牛仔服装出自这里,生产加工牛仔的工厂作坊随处可见.

就在5天前,6月6日,同样一个制造业的小镇,被誉为“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广东省潮州古巷镇刚刚发生一起因为农民工讨薪被砍伤而引发的聚集事件,四川籍农民工熊汉江在讨薪过程中被老板找人“砍断手筋、脚筋”,激起亲属和老乡的愤怒.6日晚,冲突升级,一度形成外来务工者与本地人双方之间的对抗.在增城“6·11”事件中,围观的群众一度达到上千人,现场曾有几百人起哄,在大敦村派出所周边开牛仔加工档口的一个小老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告诉本报记者,他听说,都是外地人的年轻人参与的,本地人都在围观,不敢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