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6.11骚乱平复后，秩序很快恢复，一切如常。但增城市警方并不敢就此懈怠，在新塘镇区、在村头，白天仍有警察踞守。夜晚来临时，防备升级，警察整装、列队，几个人一小队，持盾牌、警棍开始巡逻。领头的一人端着的催泪弹防爆枪，最为引人注目。 2011年6月17日，18岁的李雪诚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一样，警惕地从工厂后门悬在墙外的狭窄楼梯下去，穿过满是垃圾和污水的小巷，钻进堂兄逼仄的出租房里。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绕着巡逻的警察走——“这次，主要抓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人。”李雪诚说。此前一天，增城市公安局公布了“6.11”聚众滋事被抓人员名单，19人中有11个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7人只有18岁。 李常兵位列其中。实际上，还差2个多月他才满18岁，本应坐在教室里接受教育。但他早早就中断了学业，好奇地打量外面的世界，怀揣梦想离开家乡，最后一头扎进了新塘拥挤不堪的流水线上，在汗水中打发自己的青春。骚乱当天，他经历了什么？他有过什么样的梦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记者为此进行了寻访。 “犯罪嫌疑人” 李常兵现在的身份是一名犯罪嫌疑人——“涉嫌妨碍公务罪”。在警方发布“大敦村聚众滋事处置公告”后，微博上有当地媒体记者评论说，“一帮趁火打劫的混混，该严办就严办。”这一评价大体映合经历了新塘之乱的民众心态——在骚乱第三天出现的打砸抢烧主要针对平民，私家车、出租车，甚至公共汽车，均不同程度遭了殃。 据众多目击者称，骚乱中最活跃的是一群十七八岁孩子的身影。但被逮捕的李常兵的遭遇，在其哥哥、老板、工友等人的口中，却是另外一番情形。骚乱第一天——6月10晚上6点多钟，李常兵和堂弟李雪诚接到了哥哥李常辉的电话，“有事没？没事就来我工厂”。之后，两个年轻人骑辆红色的自行车，来到了哥哥那儿玩耍。 当晚，李常兵、20岁的“裁床”、工厂老板三人玩斗地主，“1块钱，打着玩，就是混一下时间”李常辉说。到11日凌晨1点钟左右，小工厂里的牌局散了场，李常辉带着老婆、两个弟弟一起回家。其时，离工厂几百米远处，一场骚乱正在发生，虽然闹得动静很大，但在工厂里头的李常辉等人都没有听到，对此毫不知情。 李常辉骑摩托车载着老婆、李常兵在前头走，李雪诚骑一辆自行车跟在后头。骚乱就在眼前——“在隆家福超市门口，聚了很多人，警车被掀翻了，警察正在向人群打催泪弹。”催泪弹的烟雾让李常辉感到“眼睛、身上疼痛”，“恨不得有个水塘立即钻进去才好”。回家的道路被堵了，李常辉开始绕行。四人来到大敦派出所边上的农业银行门前，这里已经站满了一排警察，过不去，李常辉只好又调头。为了安全，坐在尾座的李常兵下了车。 当晚天气很热，“打着赤膊”的李常兵下车后站在那里围观。三个警察朝李常兵走去，警察问“你是哪里的？”“湖北的。”李常兵说。不料，一名警察掐住了他的脖颈，另两人架着手臂，往派出所方向走。李常辉赶紧追上去解释，“他是我弟弟，你们看身上这么脏，这么多灰，就是才下班，正好路过。” “别管了，赶快走，不然连你也抓了。”警察威胁。无奈之下，李常辉和妻子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押往大敦派出所门前“黑漆漆的草坪”，“也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根本看不清。”当夜，夫妻俩和堂弟三人吓得不敢回家，躲在人多的一个小士多店门口呆了一夜。 之后，李常辉得知弟弟被送到了增城市看守所，赶过去再次解释，得到的答复是“哪个派出所抓的，就得要哪个派出所放人”。但抓人的大敦派出所门口一连几天，都有大批警察守在那里，李常辉根本无法靠近。等到16日，李常兵的名字出现在了电视和报纸里，李常辉找律师咨询，得知“妨害公务罪最高可判三年。” “我弟弟现在还是涉嫌，警察一定还没来得及查清楚。”李常辉和几个亲属商量后这样认为。他说，“如果被关个一到两个月，那我们自认倒霉，要是判了刑，我们就是借钱也要请律师来打官司。”但现在麻烦的是，李常辉自己也无法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来证明“站在那里围观的李常兵为何会无缘无故被抓走。”——妨碍公务的具体事实，也只有等待警方来确认。 李常辉期待还能够解释清楚，因为“当时被抓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人围观，那么多警察，谁敢乱动啊？警察一定是看着他光着上身，错把他当成了闹事的人。”在警方发布通告后的第二天，李常辉又去看守所送了200元钱给弟弟后，回到在大敦村的工厂。除了等待，已经别无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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