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的农村问题，不是大学生村官就能解决的

增城市新塘镇，一个以盛产牛仔裤而闻名的小镇。鲜有人注意的是，这里还是广州大学生村官建设的“领先地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记者慕名来到这个工业小镇。一路上，大学毕业三年的宋俊文和吴海燕，向我讲述了他们这些年的村官生活。是“村官”而又不是“官”，是他人眼中的公务员，又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他们徘徊在“非官非农”的身份焦虑中，他们就是“大学生村官”，在制度安排下产生的一个临时身份。3年合同到期后，他们何去何从？本次以记者身份走进增城市新塘镇农村，感受同龄大学生“村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当村官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来说，干村官这个活儿当是绰绰有余了吧？未必。大学生村官吴海燕和宋俊文用实际经历告诉我，这活儿要干好，可不简单，“很多问题不是知识可以解决的，得靠千锤百炼的基层经验”。吴海燕和宋俊文都是全国几十万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也是增城200多名大学生村官之一。前者于2008年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2009年成为增城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她先后在三个村子当过村主任助理，现在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新塘镇官道村。平时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负责妇女计生和民政方面的事务，与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样，行动上并不怎么自由，上下班要按时，外出得签名。

与众多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一样，刚去农村的吴海燕，除了被一些优惠政策所吸引外，在事业也是有壮志情怀的：“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农村工作，无形之中会有一种责任感，所以那时满腔热情，觉得自己可以靠平生所学在农村大干一场。然而事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投入基层工作之后，才发现很多知识是空洞与无力的，农村的很多事儿靠我们的知识是没法解决的。”而宋俊文则用一个例子，道出了自己初为村官的青涩。“曾有一名投资商拿了一份合同和村里签约，老书记气定神闲，三两下就把合同翻完，然后对关键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大部分是一般人听不懂的行话，而我只能一页一页地慢慢翻看，快被那些官话和套话弄晕了，根本找不到重点。”

经常被“借调”，村官不驻村

在大城市里读书，过惯了火树银花的闹市生活，还能适应单调、寂寥的乡村生活吗？在吴海燕看来，大都市里的繁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对于那些忙于生计的年轻人来说，那只是浮光掠影般的诱惑，并不能驱散内心的迷茫。更何况，在城市化和信息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和乡村在形态上的差异已越来越小。对于生活在增城乡镇的吴海燕和和宋俊文来说，除了感受不到“大都市里的交通拥堵”，几乎没什么别的“不适应”。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还特别留心了这些年轻村官与村民的交往与融合，有一次经历对宋俊文的触动很大。宋俊文在新塘镇拆迁部门挂职，两年前，他所在的部门面临一个项目拆迁。刚开始，村民始终不愿和政府拆迁人员沟通，甚至拿起锄头来对抗。“村民本来对拆迁人员极度不信任，但后来听说我不一样，是个‘大学生村官’，才愿意和我们沟通”，宋俊文说，在沟通时，他当着众多村民的面，现场和几位村民一一计算拆迁补偿，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获得了村民的认可。“不去农村待上两三年，在社会知识方面，你永远是个小学生。”三年的村官经历，让宋俊文自觉“长大了许多”。

不过，这两个本该碰撞出更多火花的群体，并没有如我想象中那样有故事可挖掘。很多时候，二者的接触只是程序上的例行安排。“大学生村官不驻村”的说法早已不胫而走，时下流行的“借调制”是这一说法的重要根据。增城在招聘大学生村官时，会对他们工作职责实行“一岗双责”制，即在完成好所任村、社区各项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好所挂镇街部门的相关工作。

而在湖南汉寿县龙阳镇护城社区当村支书助理的张灿，2010年9月走上村官岗位，一入职她就面临了长时间的借用：“我一上任就碰上了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我自然被借调到镇政府进行全镇的人口普查工作，人普工作直到2011年年初才结束。紧接着，我又被借调到龙阳镇政府办公室，真正在乡村驻扎的时间微乎其微。”

张灿的被借调经历，是全国大学生村官被借调的一个缩影。2011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7%的大学生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一些县市与乡镇，长期面临人才匮乏的困境，大学生村官有知识有文化、年轻好用，遇到特别事务，一般都会借调上去”，张灿这样解释“借调制”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