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更不咯？“穿带多少钱一条？“9毛。”几句简单的讯问后，37岁的广西女工人张香梅领了剪刀和一堆牛仔裤，拉过一条板凳，坐下来开始剪线。这是在号称“世界牛仔裤之都”的广州市新塘镇每天都在上演的招聘场景。在新塘镇广深大道和荔新大道一带，“一个门脸两三层楼”式的制衣厂有上百家，几乎每家门口都摆着招工的牌子，大部分招聘工种后面都有一个后缀“炒更”。
在粤语中，“炒更”原是熬夜兼职的意思，对张香梅来说，这就是她的全职工作“我现在照顾小孩上学没有固定工作，这样剪一个下午和晚班，也能有四五十块钱，而且这样的工作随时找得到。”张香梅说。不只是张香梅这样的“散工”，这里制衣厂的“固定工人”也被允许出去“炒更”。50岁的湖南邵阳人仇新辉和老婆一起在名雅皓制衣厂已经工作8年，一直都是做穿带、剪线，厂里给的待遇是包吃住外一个月基本工资1500元，完成基本量后计件，7毛钱一条，一天三个班12个小时能做100条左右。
“出去做多2毛钱一条我当然愿意，只要厂里没事做就出去，老板也阻止不了，不然他留不住人，在这里哪怕一条都没做，他也要照发基本工资。”仇新辉说。新塘镇被称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目前牛仔服装生产量占全国六成左右，出口则占30%以上。在外贸订单零碎化和“招工难”双重压力下，大量使用“炒更工”代替固定工人已成为这里企业的通行做法。
新塘商会会长湛学驹说，“炒更”这种临时、兼职方式在广东早已存在，但在新塘服装企业中大规模兴起是这两三年的事。去年暖冬造成一些企业大量库存积压，开春后经销商仍忙于处理库存，企业对新一季产品生产面临两难的局面，继续生产则库存更大，不生产则工人会流失“炒更”就成为企业留住工人和灵活应对订单的选择。
“现在是两头痛：有工人的时候找不到货，有货的时候没有工人。”力田制衣厂目前正在准备秋季款服装的设计和生产。老板李洪浩说，企业主要做的是俄罗斯市场，外商客户现在下单很谨慎，偶尔来单价格也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零碎，以前几千件一单的现在往往是一千件、几百件，厂里现在招工也不足三分之二，大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愿意来”。
名雅皓制衣厂厂长谭咸寿说，订单不稳定，工人都愿意“炒更”，企业也是这样。每个厂都需要一定数目的固定工维持基本生产，订单少允许他们出去“炒更”也是一种留人方式；另一方面接到大订单时企业自己也要招揽“散工”，只能以高一点的工资找“炒更工”，毕竟比养固定工划得来。厂里现在有60多个工人，其中“炒更工”有40多个。
湛学驹估计，目前在整个新塘数十万名的外来工中，约有五分之一是“炒更”一族，而在小型企业中，“炒更工”已占到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炒更”的兴起也正在改变着新塘工人的生活方式，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乐得这样自由，订单少时就休息，还有些干脆放弃进厂，完全做“炒更工”，休息几天工作几天，没钱了才找事做。
“刚刚起床吃了饭。”记者在新塘街头遇到骑着电动车准备进网吧的季泽明时已是下午6点多。22岁、来自贵州的他告诉记者，这周还没上过班，上周也只炒了三天半更“没钱了再做呗，反正‘炒更’的随便找得到。”季泽明说，过年以来他都是这样生活“比在电子厂自由得多”。23岁的湖南工人刘彪则说：“劳动合同、养老保险这些我们统统都没有，只能靠‘炒更’来和老板谈，提高点工资。”
老板、工人都乐意“炒更”，看似“皆大欢喜”的背后，新塘中小企业主们并不乏担忧：“炒更”这种临时方式虽然看似方便了企业，实际上对企业和行业的隐形伤害更大。一方面，企业为了招到工人，大多互相抬高计件工资，无序竞争使得招工更难，反过来造成了更大的“用工荒”，也提高了行业整体成本；另一方面，“炒更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利益没有保障，难以避免劳资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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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来说，鼓励‘炒更’其实就是饮鸩止渴的短期无奈行为。”湛学驹说，对不少新塘中小制衣企业来说，厂房是租的，订单是零碎而不稳定的，工人是“炒更”的，一旦外贸形势出现急剧变化，这样脆弱的共同模式能否应对，是大家迫切需要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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