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之都增城市新塘镇 订单零碎化 炒更渐兴起

“炒更不咯？“穿带多少钱一条？“9毛。”几句简单的讯问后，37岁的广西女工人张香梅领了剪刀和一堆牛仔裤，拉过一条板凳，坐下来开始剪线。这是在号称“世界牛仔裤之都”的广州市新塘镇每天都在上演的招聘场景。在新塘镇广深大道和荔新大道一带，“一个门脸两三层楼”式的制衣厂有上百家，几乎每家门口都摆着招工的牌子，大部分招聘工种后面都有一个后缀“炒更”。

在粤语中，“炒更”原是熬夜兼职的意思，对张香梅来说，这就是她的全职工作“我现在照顾小孩上学没有固定工作，这样剪一个下午和晚班，也能有四五十块钱，而且这样的工作随时找得到。”张香梅说。不只是张香梅这样的“散工”，这里制衣厂的“固定工人”也被允许出去“炒更”。50岁的湖南邵阳人仇新辉和老婆一起在名雅皓制衣厂已经工作8年，一直都是做穿带、剪线，厂里给的待遇是包吃住外一个月基本工资1500元，完成基本量后计件，7毛钱一条，一天三个班12个小时能做100条左右。

“出去做多2毛钱一条我当然愿意，只要厂里没事做就出去，老板也阻止不了，不然他留不住人，在这里哪怕一条都没做，他也要照发基本工资。”仇新辉说。新塘镇被称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目前牛仔服装生产量占全国六成左右，出口则占30%以上。在外贸订单零碎化和“招工难”双重压力下，大量使用“炒更工”代替固定工人已成为这里企业的通行做法。

新塘商会会长湛学驹说，“炒更”这种临时、兼职方式在广东早已存在，但在新塘服装企业中大规模兴起是这两三年的事。去年暖冬造成一些企业大量库存积压，开春后经销商仍忙于处理库存，企业对新一季产品生产面临两难的局面，继续生产则库存更大，不生产则工人会流失“炒更”就成为企业留住工人和灵活应对订单的选择。

“现在是两头痛：有工人的时候找不到货，有货的时候没有工人。”力田制衣厂目前正在准备秋季款服装的设计和生产。老板李洪浩说，企业主要做的是俄罗斯市场，外商客户现在下单很谨慎，偶尔来单价格也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零碎，以前几千件一单的现在往往是一千件、几百件，厂里现在招工也不足三分之二，大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愿意来”。

名雅皓制衣厂厂长谭咸寿说，订单不稳定，工人都愿意“炒更”，企业也是这样。每个厂都需要一定数目的固定工维持基本生产，订单少允许他们出去“炒更”也是一种留人方式；另一方面接到大订单时企业自己也要招揽“散工”，只能以高一点的工资找“炒更工”，毕竟比养固定工划得来。厂里现在有60多个工人，其中“炒更工”有40多个。

湛学驹估计，目前在整个新塘数十万名的外来工中，约有五分之一是“炒更”一族，而在小型企业中，“炒更工”已占到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炒更”的兴起也正在改变着新塘工人的生活方式，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乐得这样自由，订单少时就休息，还有些干脆放弃进厂，完全做“炒更工”，休息几天工作几天，没钱了才找事做。

“刚刚起床吃了饭。”记者在新塘街头遇到骑着电动车准备进网吧的季泽明时已是下午6点多。22岁、来自贵州的他告诉记者，这周还没上过班，上周也只炒了三天半更“没钱了再做呗，反正‘炒更’的随便找得到。”季泽明说，过年以来他都是这样生活“比在电子厂自由得多”。23岁的湖南工人刘彪则说：“劳动合同、养老保险这些我们统统都没有，只能靠‘炒更’来和老板谈，提高点工资。”

老板、工人都乐意“炒更”，看似“皆大欢喜”的背后，新塘中小企业主们并不乏担忧：“炒更”这种临时方式虽然看似方便了企业，实际上对企业和行业的隐形伤害更大。一方面，企业为了招到工人，大多互相抬高计件工资，无序竞争使得招工更难，反过来造成了更大的“用工荒”，也提高了行业整体成本；另一方面，“炒更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利益没有保障，难以避免劳资纠纷的发生。

“炒更”可称之为订单、用工“两头难”背景下，中小企业间一种“共享”工人的有默契的“共同应对行动”，长期关注珠三角服装行业的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武一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实际上也相当于企业将压力转嫁到工人身上，数量不在少数的“就业不充分”工人不在完全工作状态，同时并没有专门的人员、部门和制度对他们进行管理，其中的社会问题隐患不容忽视。

“对企业来说，鼓励‘炒更’其实就是饮鸩止渴的短期无奈行为。”湛学驹说，对不少新塘中小制衣企业来说，厂房是租的，订单是零碎而不稳定的，工人是“炒更”的，一旦外贸形势出现急剧变化，这样脆弱的共同模式能否应对，是大家迫切需要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