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八、教育革命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界称之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7年，毛泽东主席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把这作为教育革命的方针并以此来开展长达20年的教育革命。我也由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

怎样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令教育领导部门及领导者大伤脑筋。然而，派潭中学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全省的教育革命就从这里开始。基本情况是这样：1957年7月，一场台风把派潭中学一座简陋的礼堂（饭堂）吹倒了，上盖（瓦面）掀起抛离数丈，压死了一位教师家属（幸好未压死学生）。

全体师生顿时陷入了恐慌，同时失去了开会及吃饭的场地，日常生活极为不便，也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由于财政困难，教育局只能拨一部份资金下来重建，不足部份由区、乡解决。但区政府也有困难。校长钟鼓是位有行政经验、有干劲的同志，他想出“自力更生”的办法，想到：高坡头（土名，距派中约2公里）有很多可用作建房子的石头，建起的房子很坚固。

他算一算，若要建一座可容纳七八百人开会的礼堂，约需40万斤石头。按现有师生400人计，每人能完成1000斤即可。而当年的初中生大都来自农村，有劳动习惯，且年纪较大（小的也有十五六岁，大的十七八岁，有的学生在农村已是主要劳动力了），搬运一千斤石头并不难。

他把这个想法向师生们提出来，由于这涉及师生切身的学习生活利益，立即得到广泛支持。于是召开校务委员会及学生会通过，决定立即行动，停课两天挑石，缺的课程星期六下午补回。只一天半，便挑回了四十多万斤石块。接着雇请建筑社兴建礼堂。一个能容纳800人开会的石礼堂于1957年冬投入使用。师生们大为高兴。

1958年3月，县文教科召开中学校长会议，研究中学基建经费、修缮费的分配问题，校长们都为自己学校校舍不足，教室、宿舍破旧而叫苦、要钱。派潭中学钟校长则介绍了他们“自力更生”建礼堂的经验。一些校长予以肯定，有些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随便停课，影响教学。我作为主办科员，不抓中学教学，但中学经费则由我抓。

当时仅有一点点基建费、修缮费可谓僧多粥少，不好分配，当然大力支持派潭中学“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做法，便把派潭中学这一“勤俭办学”的经验向省教厅写了个报告，省教厅领导如获至宝，立即派工作组来增城总结经验，认为这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典范。

省教厅于1958年6月在派潭中学召开全省教育工作现场会议，推广经验。珠江电影制片厂到派潭中学现场拍摄“勤俭办学”的纪录片在全省放映。年终，派潭中学被评为全省教育先进单位，发给“勤工俭学的一面红旗”的奖旗，另三千元奖金（用于购买仪器、图书。当时，把广州古藉书店存卖的唯—一套线装本的《二十四史》都购回作藏书）。

1958年10月，我由文教科调到派潭中学任政治教师，一教就是20年，在此经历了这场教育革命的全过程。1958年是全国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年，作为“红旗学校”的派潭中学当然不落人后。当年冬，便停课一个月参加了“全民大炼钢”。这是“教育为无产阶政治服务”的实际行动。对此，学生家长却持异议。我们说：这是“教育革命”，他们也没话可说。

谁都知道，停课过久是不行的。一个月后，上级通知回校上课，用下午支援“大炼钢铁”。是年冬又参加了“深翻运动”，也是先上课，下午参加深翻。学校除了把参加农村的“中心”作为教育革命的内容外，还大办工厂、农场。派潭中学首先把校内广阔的草场、空地都开荒种菜，改善师生伙食；还在洪桥山种上木薯。1958年冬，木薯丰收，达几千斤。当时粮食缺乏，学校直接把木薯分给师生作口粮，皆大欢喜。

此外，学校在1958年中又办起了木厂、砖厂、石灰厂、硫磺厂。1959年3月，开学后不久，春耕来临。公社为了完成春耕任务，通知学校停课一月，师生下地支援春耕。我担任班主任的高中一2班，则接受公社的特殊任务，到凤凰山查探宝藏。当时公社有人有个大胆、奇妙的想法：希望在那个荒凉荆棘丛生的山区能发现金银矿。由两名公社干部指导，派潭中学派师生去挖掘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