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凤凰山是派潭最“山”的山区，在半山腰处有个几户人的小村庄。我作为班主任，率领着全班同学，带齐行李，自带伙食炊具，开到凤凰山安营扎寨，睡的是禾草铺的“地铺”。山上的温度比派潭圩低2—3度，整天云雾缭绕，一眼望去，犹如仙景。但在这山林瘴气中住宿上几日，使人困倦不堪。两个公社干部给我们指定个开采范围，经常来观察。我们披荆斩棘、挖地三尺，挖了十几天，只挖出了一些水晶石，哪里有什么宝藏！结果班师回校，继续参加支援春耕。

在停课支援“中心”工作过程中，有些当地干部单纯从完成生产任务出发，把学生当作劳动力，随便叫学校停课，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家长及社会人士均有意见。于是，省教育厅发出通知：除寒、暑假及春耕一周的规定假期外，不准学校擅自停课。中学停课要县批准，小学停课要公社批准。

由于过多地参加校外的社会活动及校外、校内劳动，影响了正常教学的进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1960年底，上级教育部门强调了“学校以教学为主”的主张，要合理安排生产劳动的时间，要整顿校办工厂、农场。对一些效益不好而又影响教学的校办厂、场予以停办。派潭中学停办的有：砖厂、石灰厂、硫磺厂。保留发展了锯木厂，因该厂有专门职工从事生产及管理，效益不错。校内农场及洪桥山农场也保留及发展了。这些厂、场直到我在1982年离开派潭中学时还在办。

在上述教育革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教学与参加政治活动、劳动的矛盾。但不可否认，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那场教育革命中，培养了师生的关心政治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我在派潭中学的20年来说，最深刻难忘的是有几次参加扑灭山火的经历。有一次深夜，鹧鸪山发生山火，全校师生（年纪较大的学生、体质较好的老师）紧急集合，宣读了救火知识，赶赴离校1o公里的火场参加扑救。

通宵达旦，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学校。1972年，全校老师（体质较强的）利用寒假假期到三江初溪参加增江河裁弯取直工程，早上5时天未亮开工，晚上8时天黑了才收工。干到过年除夕才回家。虽然这种做法不应当提倡，但这种奉献精神是值得赞扬的。1966年以前的教育革命，其范围仅限于参加政治活动及生产劳动，学制及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不变的、正常的。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把教育革命推上了极左的道路，使教育战线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九、“文化大革命”

十年“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1966－1976），历史已定论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集团利用的一场灾难。它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首先受冲击的是学校及老师。因此，学校成了重灾区，教师也成了重灾户。1966年6月，县委派出工作组到派潭中学，发动学生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反动学术权威”。把小字报贴到礼堂，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四大）。

开始，还是正常上课，只用自学、课外活动、政治课的时间。开头是批驳“三家村”谬论，后来转到揭发、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言行。当时的批判目标是“反动学术权威”。俗语说：“塘中无鱼，虾公为大”，结果将一位大家认为较有学术水平的语文科组长拿到台上进行大会批判。那教师也表态改正错误。不久，各大报章登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消息，工作组撤离学校。据说是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学校开展了红卫兵运动，随即开展了大串连。派潭中学的一些学生及少数老师也到北京串连，回来后也组织派潭中学红卫兵，参加红卫兵的条件是“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属），相对的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人物、国民党残渣余孽）。

随即，开展了破“四旧”活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首先在校内开展。红卫兵到图书馆把被认为是“四旧”的书、刊清出来，搬到大操场去焚烧。他们正在搬动一个古式书柜往火里送时，陈志杰老师（他是贫农出身，参加了红卫兵）刚走过，一看是一套二十四史，该书是1958年派潭中学被评为“红旗”中学时，用省教厅的奖金购买的。陈老师立即予以制止，叫红卫兵搬回图书馆。

红卫兵还到学校办公室、教师宿舍、后勤组去查“四旧”。我宿舍小客厅有一个绘着嫦娥奔月图案的花瓶（插着一枝万年青）被当场打碎。厨房的一些用作招待客人的瓷碗碟，因绘有“四旧”的画，也被打烂。这段时间是停课闹革命，一些老师去串连了，我却想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