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萃扬回忆录:我在增城工作的那5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会议结束时，李主任特别反复强调：大家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胆向领导提意见，可继续写书面的，投进意见箱。会后，我把一些在会议上不好提的写了个书面，大意是：“领导对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够关心，我自己对要求进步（入党）很迫切，也没见人来关心，自己有家庭出身的‘包袱’，也没人来开解……。”

半个月后，县政府的机关干部全部都参加“整风学习”，领导通知我：为了能集中精神参加学习，把科里的业务交给刚从福和中心小学调进教研室的郭同志。学习一开始，是搞“大鸣大放”，上班的任务就是写“大字报”，向领导提意见。专门布置了几个大室拉起绳子，供大家张贴“大字报”。每张一般有一张新闻报纸那么大，用毛笔书写，字体也很大。有的一写就几大张纸，把整片墙壁都贴满了。

县府的“领导小组”每天都作一次动员，表扬一些“积极”写“大字报”的同志，我就常被表扬，说我写的数量多。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办的事，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比如说：“饭堂的卫生搞不好，影响干部健康……”。我对谁也没成见，只有一些涉及我个人的成见，如：“领导不关心我的进步，入党、提拔没我的份，不够公平。”“领导小组”也开会点名批评个别不“积极”投入运动的同志，说他用“沉默”对抗党，但这位同志就是“沉默”，不说也不写，整天喝茶、抽烟。

有一天早上，“领导小组”通知县府干部于上午10时，排队到增城车站，拦截从潮、汕回广州途经增城的罗翼群（省政协委员），同他辩论“农民饿死边缘”的谬论。事情是这样的：省政协委员罗翼群（民盟成员），在1957年底（即“大跃进”前夕），到潮、汕视察，提出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传媒称之为“农民饿死边缘论”，在广州已开始“批判”。

这次，领导安排他再去潮、汕地区实地调查，体验农民富裕生活，听听农民是怎么说的？现他正回广州，途经增城，我县的干部及农民也要同他公开辩论。我们等了几个钟头，未见罗经过，领导通知大家回去吃饭。第二天，传媒报道：“罗翼群昨天从潮汕回广州，沿途遇到广大干部及农民拦截他辩论，结果躲进麻包袋才返回广州。”

“大鸣大放”进行了近20天，每天都有几位记录员将每张大字报的内容摘录起来，要求一张不漏。接下来是大辩论，大批判。由群众上台点名，指出某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要求其向群众检查、交代。县政府机关大约有4位同志被点名在大会上检查批判。

有位姓郭的科员（非党员、高中文化、曾任过某厂副厂长），有人揭发他：当报章上公开储安平的鸣放“党天下”谬论时，他表同感，并说他所在单位也有这个情况，说：“好像与他（党员）隔道墙，这墙应由党员先拆”。该同志被批判为攻击党，企图篡夺单位领导权，后来被定为“右派”。

有位姓张的同志，土改时当工作队副队长，土改结束，被提升（任命）为副区长，评19级（工资）。一年后，可能因家庭出身及被怀疑历史问题而调离副区长岗位，到县府某科任科员，工资降为21级（科员级），但又没有处分及免职的通知。他一直思想不通，经常向组织上写信，逢人都说领导不执行党的政策，对他不公平。这次，大会批判他攻击党的领导，是个“十足右派”（最后定为严重右倾）。

在大批判的发言中，那些“坚持原则”的同志把对某个党员领导不满的言论升级到“反党”，又把“反党”升级到“**”。于是，一夜之间，那些革命同志成了“**”，令我百思不解。我又想起了前段时间，自己也提了那么多“意见”，要是上升为“反党”，再上升为“**”也是不难的事。想至此，有点不寒而傈。

到运动的最后期，“领导小组”找我谈话，说我个人主义严重，有对党不满的情绪，要我好好检查，争取群众谅解。第二天，我便在小组进行了自我批评，小组的同志随便提了些意见。组长潘某认为“不痛不痒”。他在小结发言时严肃地向我指出：“已经滑到了‘右派’边缘，要赶快悬崖勒马，争取群众原谅

县政府机关的反“右”运动进行了近两个月，有4位同志被进行大会批判，最后有3人被定为“右派”，一人定为严重右倾（凭记忆的，不全准确）。根据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79年按中央指示，全县错划右派分子267人均全部予以改正。县府机关当年被错划的几位同志，其后都得到了应有的安排，有些同志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几位同志都回到了县府机关原单位，晚年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