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崔与之的原籍并非是增城市中新镇

崔与之，字正子，号菊坡，宋绍兴廿八年（1158）生于江西宁都白鹿营（今黄石乡营底村，该地为三国吴嘉禾五年建县时的县治所在地，初名阳都，隶南部都尉），绍熙四年（1193）中进士。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浔州司法参军，淮西提刑司检法官，建昌、新城知县，邕州通制，淮东安抚使，秘书兼太子侍讲，工部侍郎，焕章阁待制、学士，成都、潭州、隆兴知府，湖南、江西安抚使等职。

他为官清廉，弹劾贪污腐败，正气凛然，每任一地，兴利除弊，舒解民苦，政绩斐然，官声大著。宝庆元年（1225）晋封为礼部尚书参知政事，拜右丞相，但他屡辞不就。端平三年（1236）调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事，时崔已是年近80，便在任所建筑府第，定居下来（今广州市朝天路西、清真寺北），并在居处题匾“菊坡”。

嘉熙三年（1239），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累封至南海郡开国公，同年病逝，享年81岁，谥号清献。后人为纪念他，便将崔府所在街道改名“崔府街”。据此，《宋史》便载为广州人。又因其葬于增城，其子孙后来又流寓增城，所以《中国名人大辞典》载为增城人。后世便以上述遗迹及记载为根据，一直认定崔与之本籍广州，为广州著名乡贤。

其实，崔与之应确认为宁都人，因他不仅出生于宁都，出仕之前也一直成长、生活于宁都，且他的父辈以上均世居宁都。据增城崔氏墓志铭称：“赠太傅讳克者，葬江西阳都黄金坑，公曾大文也。”又查历修《赣州府志》、《宁都直隶州志》、《宁都县志》均载为宁都人。如道光刘丙撰《宁都直隶州志》便称：“崔与之，字正子。……卒封南海郡开国公，谥清献。著有《菊坡文集》。祀乡贤。”

又据《崔公家乘》，称崔与之“世家阳都白鹿江”。与崔同时代的江湖派著名诗人戴复古在《送黄日岩教授章贡》中有“凭谁寄语谢安石，莫为苍生起太迟”，自注云“时召崔右相不出”，证明崔在任广州知府之前，拜右丞相之后，曾返回故里宁都居住，否则戴氏不致在送黄日岩时由崔而生谢安屡屡不应晋孝武帝之召的联想，正是当时的会稽人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

又有史志记载，宁都籍罗儒珍至广东任提举，崔与之留居增城的后裔曾作《珠浦歌骊卷》以赠，言及其祖清献生于宁都，‘述桑梓谊甚笃”。曾任南安司理的崔知性至宁都考察，自谓增城崔氏与宁都崔氏同为一脉，还亲至宁都崔氏祖坟致祭。清初，“宁都三魏”之季子魏礼游广州，与崔与之裔孙、举人崔振相交，振称；“吾因子乡人也，吾祖自虔化（隋开皇十八年曾改宁都县为虔化县，并将县治由白鹿营迁至雪竹坪，即今城关镇）来者”。

此外，崔与之之位，一直入祀于宁都乡贤词亦为崔氏本籍宁都的又一证明。由此，我们当然不能视当地的这一作派为攀附古代贤达而予以轻易否定。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以广州对崔与之的敬仰与怀念，认同为乡里，当成妄自攀附。史者乃至典籍的误记也是事出有因，可以理解。只不过我们应依据查得的确实资料予以补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