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一个地方的历史人物,对本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其影响超出本地的全省、全国著名历史人物,则更为人们所关注。因此,地方志书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是各方面读者较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志书反映地方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本县农民朱光卿率众起义反元,曾一度建立“大金国”,改元为“赤符”,后因兵败灭亡;清咸丰年间,三合会首领何六响应太平天国号召,在境内举义反清,曾攻陷县城、活捉知县,后转战粤北、湖南等地。 这两起农民革命运动,旧县志视之为“盗匪作乱”,并将其首领家族、村庄被诛杀、捣毁的惨状大事渲染一番。新编《增城县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朱、何起义,在《总述》、《军事》卷的“战事纪略”和《人物》卷的“人物传”等章节中予以肯定,得到社会各界和义军所涉及村庄的人们交口称赞。崔与之是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湛若水(甘泉)是明代的理学家教育家。对这两位知名度较高的增城名人,旧县志、旧史籍仅是反映其仕途升迁、家声显赫的情况,而本质的东西却很少剖析。 新编县志从崔与之“重事功、淡官位”的角度,落墨在勤政为民、廉洁为官、力辞右丞相等事迹之中,高风亮节跃然纸上。同样,对湛若水的叙述,则注重其学术理论价值和贡献,将他对“心”的定义、“知”与“行”的关系、“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予以揭示,并对我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予以赞扬。新县志发行后,由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文史研究馆等单位牵头分别组织了有海内外学者参加的崔与之、湛甘泉学术研讨会,两会共收到论文上百篇。可见,写好人文文化是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环节。 (三)用“详异略同”的办法,记述发展程度不同的事物 新方志按现代社会分工框定的篇目,对体现时代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为了突出地方特色,在撰写上不一定要平均着墨,而应根据各个行业在本地区发展的不同程度,对有突出成就的行业使用浓墨重彩的记述,对发展一般的行业则以粗线条略记。这样,略写的事物取其精华,梗概俱全,本末清楚,读后不觉乏味;详写的事物全面展示存史、资政、教化功能,发人深省。 例如,增城林业近10年来取得突出成就(1996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市)”,1996年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林业部、人事部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新县志一一作了详尽记述。又如,解放后水利建设事业取得较大成就,全县灌溉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86.7%,旱涝保收面积占70.9%。据此,我们便在《水利电力》卷中详细反映40多年来各个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也获得了社会读者的赞赏。 (四)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突出影响大、牵涉广的事物 编纂县志要突出地方特点,难免要对本地区有较大影响的、牵涉面较广的事物作出安排。对此,我们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设计布局,除集中在某个专卷或章节中把该事物全面交待清楚外,把牵涉该事物的其他问题又分散在有关卷、章中记载,以达到将该事物写深写透的目的。 例如对县人“有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传统”这一地情特征的记述,主要泼墨于《军事》卷和《人物》卷中的“人物传”和“烈士英名表”,且又在《政党》、《政权政协》、《民政》等卷的章、节中都有提示。又如,对增城是“广东重点侨乡”这一地情特征的记述,除将重点放在《侨务》卷外,还分散在《教育》、《对外经济贸易》、《人物》等卷的章节中进行记述。 (五)发掘民间资料,详记“人无我有,人少我多”的事物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因此,编纂者要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的。1990年开始撰写初稿之前,为了收集资料,我们的足迹曾遍及省内外包括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地,从档案馆、图书馆摘抄、复印到近900万字有关增城的文献资料。但这些馆藏资料在一些方面既难于充分体现地方特色,也难于适应或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的需要。针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些具体方法,进一步发掘潜藏于民间的资料。 (1)征集族谱。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便征集到族谱149部、178册(其中有12部县志办已复印留存),涉及的村庄363条、姓氏79个、人口25万多。(2)收集口碑和文书。主要是通过召开座谈会或个别采访的形式,计先后共召开调查会45次,与会者300多人次,从中收集到的资料有200多万字。 如本县新塘镇旅新西兰华侨黄国民,于民国初年发动侨胞捐资支持孙中山讨袁斗争,后应孙中山之召回国,曾任“华侨讨贼军第十路军”军需长、增城县长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复往新西兰经商,将一批文书资料留存于原籍家中。当我们调查采访时,其亲属主动把这些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的材料全部献出,内容包括有当时大总统府的函件、委任状、介绍书,华侨捐款名册,县政府财政文书与收支帐册,他本人的自传和写给广东省政府的述职报告、“政见书”等。 (3)考察古事物。例如,境内南部新塘镇有个天然胜迹,它是个圆筒形的石洞,直径2.5米,纵深20米。该洞因形似巷道,故当地群众称它为“石巷”,旧志记述亦以“石巷”为名。我们为了弄清这个石洞的成因,特邀请地理学专家前往实地考察,据鉴定,这个“石巷”,是古代海浪长期冲刷所形成的海蚀洞,其形成年代距今为1000~1500年,且是中国大陆最深的一个海蚀洞。在考察中,还发现该洞的南侧尚有一处海蚀崖遗迹,同样是海陆变迁证据,很有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今已被评为新“增城八景”之一。由于采取上述方法收集到一批过去馆藏没有的新资料,增添了志书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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