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城的始建县年代问题,目前引起了历史、地理学界众多专家教授与本届修志人士的关注。《羊城今古》自1994年第3期开始连续发表了暨南大学历史系唐森教投、华南师大地理系曾昭璇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陈代光教授的论文。还发表了《增城县志》副主编梁端文同志的《关于增城建县年代的商榷》(下称梁文)。 一、研究增城始建县年代的可靠依据是《后汉书 郡国志》 现存历史文献,“增城”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后汉书 郡国志》交州条下:“南海郡(武帝置……)七城……增城,有劳岭山。”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此后,在《晋书 地理志》、《宋书 川郡志》等多部史书中均有记载。其中又以增城初次出现的文献即《后汉书 郡国志》(下称后汉志)价值最大。这已为历史地理学界所公认。 增城建置年代,明嘉靖张文海纂《增城县志》综述部分记为:“献帝建安六年乃割番禺地立增城县。”现存的清康熙、乾隆、嘉庆、宣统等几届县志均沿用建安六年建县的提法。但从乾隆甲戌志开始就调出了质疑。该志《卷— 沿革》有个按语,“按:《后汉书 郡国志》……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并不言建安六年立县之事。宋书州郡志亦只言‘增城令前汉无后汉有’,与文献通考同。 旧志俱言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此后,嘉庆、宣统志照录这一按语。对“不知何据”这句话的含义,一般人都不至于不懂其意,问题在于应注意其中用于加强语气的一个“并”字,“并不言”即并没有提及。既然正史后汉志、宋书州郡志都没有提及建安六年建县的事,那么,这一提法当然值得怀疑,有待考证。“梁文”也指出:“至今为止,研究增城建县时间最权威、最可靠的资料仍然是《后汉书 郡国志》。 二、后汉志断限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是由该志记载的史实决定的 “梁文”的中心论点是认为后汉志应断限于汉末,因而推论增城建置应是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而不是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前。为此笔者重点谈谈后汉志的断限问题。后汉志断限于永和五年,这是由该志记载的历史事实决定的,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1)从户口、人口数字的断限来看 《郡国一 河南尹》:“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全志最后又载;“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其户口、人口数断限于顺帝年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2)从政区建置、更(改)名与归属年代来看 多位教授指出,政区的建置年代不可能一刀切,有先有后,但105个郡、国与1180个县级单位的建置年代不可能在永和五年之后。刘昭的“新注证发”和后人的“校勘记”所提及的年代。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现通用的该志版本是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其《郡国一》(注一):“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 在这个版本中,郡县名用4号黑体,山川地名用4号宋体,这就是刘昭所说的大字。是司马彪的原文部分。刘昭的“新注”在原文下用5号仿宋。“证发”用〔一〕、〔二〕……等序码标号,放在原文之后。“校勘记”是中华书局作的,附于每一个郡国之后。 从刘昭的“新注证发”及后人的校勘所提及的年代可见,105个郡国与1180个县级单位的建置、更(改)名和归属年代全在永和五年前(笔者按:逐个点数是1181个县级单位,因为郡国五辽东郡的候城与玄菟郡的候城重复出现。)首先看郡国部分的“新注”,改名、改属的时间最晚的一个是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建置年代最晚的一个是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