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建县年代与《后汉书 郡国志》断限问题

关于增城的始建县年代问题，目前引起了历史、地理学界众多专家教授与本届修志人士的关注。《羊城今古》自1994年第3期开始连续发表了暨南大学历史系唐森教投、华南师大地理系曾昭璇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陈代光教授的论文。还发表了《增城县志》副主编梁端文同志的《关于增城建县年代的商榷》（下称梁文）。

一、研究增城始建县年代的可靠依据是《后汉书 郡国志》

现存历史文献，“增城”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后汉书 郡国志》交州条下：“南海郡（武帝置……）七城……增城，有劳岭山。”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此后，在《晋书 地理志》、《宋书 川郡志》等多部史书中均有记载。其中又以增城初次出现的文献即《后汉书 郡国志》（下称后汉志）价值最大。这已为历史地理学界所公认。

增城建置年代，明嘉靖张文海纂《增城县志》综述部分记为：“献帝建安六年乃割番禺地立增城县。”现存的清康熙、乾隆、嘉庆、宣统等几届县志均沿用建安六年建县的提法。但从乾隆甲戌志开始就调出了质疑。该志《卷— 沿革》有个按语，“按：《后汉书 郡国志》……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并不言建安六年立县之事。宋书州郡志亦只言‘增城令前汉无后汉有’，与文献通考同。

旧志俱言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此后，嘉庆、宣统志照录这一按语。对“不知何据”这句话的含义，一般人都不至于不懂其意，问题在于应注意其中用于加强语气的一个“并”字，“并不言”即并没有提及。既然正史后汉志、宋书州郡志都没有提及建安六年建县的事，那么，这一提法当然值得怀疑，有待考证。“梁文”也指出：“至今为止，研究增城建县时间最权威、最可靠的资料仍然是《后汉书 郡国志》。

二、后汉志断限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是由该志记载的史实决定的

“梁文”的中心论点是认为后汉志应断限于汉末，因而推论增城建置应是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而不是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前。为此笔者重点谈谈后汉志的断限问题。后汉志断限于永和五年，这是由该志记载的历史事实决定的，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1）从户口、人口数字的断限来看

《郡国一 河南尹》：“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全志最后又载；“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其户口、人口数断限于顺帝年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2）从政区建置、更（改）名与归属年代来看

多位教授指出，政区的建置年代不可能一刀切，有先有后，但105个郡、国与1180个县级单位的建置年代不可能在永和五年之后。刘昭的“新注证发”和后人的“校勘记”所提及的年代。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现通用的该志版本是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其《郡国一》（注一）：“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

在这个版本中，郡县名用4号黑体，山川地名用4号宋体，这就是刘昭所说的大字。是司马彪的原文部分。刘昭的“新注”在原文下用5号仿宋。“证发”用〔一〕、〔二〕……等序码标号，放在原文之后。“校勘记”是中华书局作的，附于每一个郡国之后。

从刘昭的“新注证发”及后人的校勘所提及的年代可见，105个郡国与1180个县级单位的建置、更（改）名和归属年代全在永和五年前（笔者按：逐个点数是1181个县级单位，因为郡国五辽东郡的候城与玄菟郡的候城重复出现。）首先看郡国部分的“新注”，改名、改属的时间最晚的一个是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建置年代最晚的一个是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