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小楼镇何仙姑的形象塑造演变

在中国道教八仙中，数何仙姑的籍贯出处特别多，如湖南的永州，广东的增城，安徽的桐城，浙江的昌化，还有福建等地，少说也有八九处。在这么多地方的何仙姑传说中，独以增城何仙姑脱颖而出，被公认为是八仙系列中何仙姑之正宗。追溯起来，增城何仙姑传说已有相当长的时间。

据明成化《广州志》“会仙观”条下注：“即何仙姑旧祠，在县南凤凰台。唐大历间道士蔡乙改创，于观左立仙姑祠。有田三十三亩。”知唐大历间在增城县南已建有仙姑祠。那么，增城何氏女成仙的传说在中唐已成形，并有庙祀。唐代仙姑祠有祠田三十三亩，明初有田一顷八十二亩，见其历久不衰，规模不断扩大。

成书于北宋初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太平广记》记载，广东何二娘以织鞋为生，与其母生活在一起，素来不修什么神仙之术。忽一日，对母说想出去走走解闷，便飞翔至罗浮山寺，说愿为和尚们做事。她不吃饭、不喝水，日日采集果子送给和尚当斋饭吃。和尚发现她采集的杨梅竟来自数百里外的循州山寺，知道她非凡人。

此后她离开寺庙，行踪不定。开元年间，唐玄宗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广州宣诏，带何二娘进京。使者见何二娘长得漂亮，心生邪念，何二娘知其不怀好意，飘然而逝。故事说明：何二娘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当时并未称何仙姑；何二娘既有飞升之仙风道骨，又居于佛寺中，这种佛道不分的情况，正是民间造神的特点。

南宋《舆地纪胜》一书“广南东路?广州”卷中，有“何氏女”与“何仙”条目，可能是同指一人。由此书可知宋代增城在何仙居处建有会仙观。明洪武十一年（1378）孟士颖撰《何仙姑井亭记》，称“仙姑姓何，邑人何泰女也，生唐开耀间”。“所居春冈，即今凤凰台东北”。“乡人因称之曰仙姑，祠于姑居，今会仙观是也”。当时已有“何仙姑”之称，其父也有名有姓，生年也有较明确的时间。

以上记载说明，何仙姑的传说在增城流传已久，从何二娘到何氏女、何仙、仙姑，又到何仙姑，有一个演变过程，故清道光《广东通志》称：“窃疑何二娘、何氏女、何仙乃一人，即世俗八仙之中何仙姑也。”增城何仙姑传说出现时间早，流传久远且不断充实，这说明何仙姑的传说在增城有着深厚的民间社会基础。

加上何氏族人世代加工相传，奉祀不断，使增城何仙姑在全国八九个之上的何仙姑之中，取得最为权威的位置。何仙姑的传说，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升仙”之后，还不断有其“显灵”的记载。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载：“至玄宗天宝九载，都虚观会乡人齐，有五色云起于麻姑坛，众皆见之。

有仙于缥缈而出，道士蔡天一识其为何仙姑也。代宗大历又现身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翠具上其事于朝。”此事之奥妙，就在于自称识得何仙姑者，其实只有道士蔡某一人。仙姑现身，是广州刺史上奏于朝所言，凡此种种，可见官民都在不断地造神，使何仙姑在增城成为久祀之神。

传说的八九个何仙姑，都在东南和南方沿海一带，这和这些地方女巫的盛行有关。他处的何仙姑的产生都在宋代以后，增城何仙姑产生于唐代，历史更为悠久，传说的民间基础更为深厚。明代的广州府，“习尚俗素尚鬼。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每有事，辄求珓签以卜休咎。信之惟谨。有疾病不肯服药而问香设鬼，听命于师巫僧道，如恐不及”这样的氛围，正是增城何仙姑得以取得更为权威地位的重要原因。

民间地方神灵得到官方承认的过程，也是官方利用神灵推行教化、巩固政权的过程。向何仙姑卜卦助战的事迹，见于增城的何仙姑祠庙碑记。明万历两广总督刘继文撰立的《重修何仙姑庙碑记》，说他出征平乱时，问卦何仙姑，得凭箕授诗曰：“将军稳卧九霄宫，进士高登万岁楼。明公若欲谈兵事，莫外区区一女流。”

又曰：“用兵勇往是良图，惧敌全身岂令谋。将相协心间赞事，何愁山寇不消除。”于是将“惧敌”怕死的参将撤换下来，士气大振，果然获得大捷。刘继文对何仙姑之灵佑，十分虔敬，下令县里对何仙姑祠重加修葺，并撰文遣官致祭。他表彰何仙姑为乡民祈福，为粤土保安云云。经过这一宣传，何仙姑的本领有了新的长进，不仅能预卜未来，而且精通兵事，由一位抗婚肥升的道仙变成一位保土安民的地方保护神。

明万历年间还有广东布政司左参政李得阳所撰立的《增城何仙姑神应记》碑。碑文大意是说李得阳早年从任上归隐家中，却梦见携家上任，稍憩旅馆，入一室中，见一女姑南向立。女姑“十七八许，缜发圆面，绿衣红裳，玉颜秀异，非人间世有也”，自称为何仙姑。后来李得阳到广东上任，询及增城何仙姑祠，规制一与梦境相合，可惜他因王事复将北上，不得亲拜何仙姑祠，只能捐俸命县令代为置酒浆祭祀，并刻石以记。

清康熙《增城县志》中还收录有明增城知县谢士章所撰的《拓建功立业何仙姑祠记》、陆清原所撰的《存仙井亭记》。此两碑皆是当时的县令修葺扩一建仙姑祠的产物。谢士章在碑记中将祀何仙姑与祀粤人先贤崔与之相提并论，陆清原则赞扬何仙姑“事母纯孝，及凭箕授算、济师殄寇，则姑之仙固以忠孝存也”。

这就将道教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的道德品质，纳入了儒家的忠孝道德标准的范畴，表彰其为典范，树立为邑人的榜样。何仙姑的保土安民功能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进入了精神层面。这也就是谢士章为什么提倡何仙姑应与崔与之一样得到官民奉祀的内在意义。也就在官民的各自努力下，何仙姑的形象被不断塑造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要，并不断演化而延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