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华商学院“免责思维”下的怪诞规定

到学校对面城中村消费会被取消评选优秀学生的资格、男女开房被视为滥交和“买娼”，近日这些奇怪的规定出现在增城华商学院的“安全教育承诺书”中，引发许多学生的反弹和坊间的热议。据了解，该校要求学生签暑此类承诺书已不止一次，校方回应称“安全教育只是建议，不强制”。据《羊城晚报》报道，这份安全教育承诺书偏激之处甚至偏离常识.

比如“一切不走天桥的过马路都是违法横跨；一切不领证的男女关系都是违法嫖娼；一切不属饭堂的餐厅都在用地沟油”、“禁止男女生到学校周围及内部开房，现在公安局已经通过监视器发现了很多非法同居，一旦抓住，一律将被认定为男女生滥交，或者买娼行为”等等。不过，虽然承诺书的言辞天雷滚滚，却传递出当前学校安全管理的无奈现实，即学校如何对学生的校外活动安全负责？

辱骂和恐吓不是教育

其实，该校之所以要求学生签安全承诺书，是因为学校正门原本有一个路口，行人可以直接横过马路。前几天，该路口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被封。紧接着各班级学生陆续接到安全协议书和通知，要签名承诺“不到对面消费、不横跨马路”，否则取消推优评优。很显然，学校担心学生横跨马路、到校外消费出现安全事故，然后由校方承担责任，于是用了这么雷人的一招，希望起到警戒作用。

那么，要求学生签订承诺书，是不是就可以免除学校的责任呢？在当前，学校可以此表明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从校方的解释看，他们的意图也是如此。让学生签承诺书，好歹学生会看一下，如果“雷到了”，可能效果就更佳但如果出了事，学生家长还是会追究学校的责任。有人由此建议学校，还是踏踏实实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性教育，不要搞噱头。

然而，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已经是成人的大学生进行校外活动，安全究竟谁负责？学校是否有能力对此负责？是不是学生一出问题，就一概把责任推给学校？在笔者看来，对于大学组织的学生校外活动，学校负有安全责任，而对于学生自己在校外的活动，则应该强调社会治安和学生自身的责任，不然，学校就成为一个无限责任主体，最终会扭曲学校的正常办学和教育教学管理，而学生的责任意识也难以形成。

如果责任明晰，学校是不必把手伸到校园之外，弄出这种不伦不类的承诺书来的。学校无权限定学生的消费行为，也不能把正常的消费行为与推优评优挂钩，更不能把学生的正常恋爱归为“滥交”。近年来，对于学生在校外的安全问题，责任都归在学校头上，因此，一些学校出台规定，比如学生外出必须得到学校允许。这一规定的确干涉了学生的权利，可学校的理由也不得不听：既然学生校外的安全也要学校负责，学校也就只有采取这一办法了。

开房的问题也类似，如果学生在外开房出了事，学校肯定脱不了干系，比如，是不是进行过性教育、为何允许学生外出开房等等。在追究责任时，学校常常是最好抓的“替罪羊”。我国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存在“办社会”的问题，学生就是学校的人，学校得负责学生的一切。而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理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也才能让大学集中精力办学，不至于动不动就冒出“雷人”的校规。

“免责思维”下的怪诞规定

增城华商学院的规定，是因为行文不严谨、内容太暴露、规定太霸道而被广泛揶揄。可是学校这种以加强管理、少生事端的出发点，让学生服从大局的观念，却并非独此一家。在行政与教育一体化的传统思维中，学生首先是被管的对象，是缺乏自理能力的群体———哪怕这个对象已经超过18岁，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人而不是中小学生。

学校在自己能提供硬件软件服务的时候才会服务学生，然而超出学校自身能力、条件和意愿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将学生圈养在校园中，防止被社会“污染”。比如饭堂提供的伙食不理想，却不允许学生在外聚餐，以此杜绝食物中毒。又比如达到结婚年龄的男女是可以结婚的，包括在校大学生，然而在学校眼中，男女同居或者开房却是一件违禁的事情，以至于不惮用“买娼”的字眼加以污名化，以此证明学校的正义性。

学生对学校规定不得不做出承诺，这种貌似的道德共识和建议，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权力压迫。另外，只要学生签了承诺书，那么责任可能就会从学校转向了个人。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近乎荒诞的对照：一方面对学生个人私生活严密管控，明察秋毫，貌似关怀备至；另一方面，又让学生为自己的需求埋单，学校只管对外界营造一种集体承诺的正面形象。即使不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学生其实是学校的客户，学校应该善待“客户”———单从教育内涵来说，学校就担负着提升其素质、维护学生健康的天然责任。

如果是因为硬件所限，服务能力不足，那么就要投入成本，让学生生活无忧，至少不用老是跑到外边去吃潲水油。如果是因为学生个性太强、年轻人行为过于自我，学校缺乏应有的集体氛围，那么就应该加强软件辅助，而不是对血气方刚的学生动辄往违法的方向上去扣帽子。不过放心，学生当然不会去理会那些荒唐的规定，可能只会被迫养成了虚假承诺的习惯，以此挑战有关规定的荒诞性和非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