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县始建年代问题初探

增城县始建于何时？这一史学悬案，迄今未获完满解决。究其原因，一是《后汉书 郡国志》“概置不书”二是“书而疏漏”，使问题变得杂且难。增城县始建年代问题，自来有二说：“东汉”说和“吴黄武”说。前说又可分二派，即“建安六年”派和“东汉永和五年前”派，孰是孰非，尚可研究。但根据有关资料，“吴黄武”说似可否定。

因为：（1）此说似源于《旧唐书。地理志》。志云：增城县后汉为番禺县地，吴于县置东官（郡）。文中有郡县同置之意。但并无确指增城县始建年代。（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虽指增城县始建于吴黄武中，但又说：“增城县吴武中立，疑汉末县废，至黄武时复立也。”前后语意抵牾，实质上查无实据，不能令人置信。“后汉建安六年（201年）”说见诸于明《永乐大典》，其根据似为元大德之《南海志》。

然该志已佚（仅余残本），无从查考，颇有疑窦。且该志距后汉年代久远，其可靠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前”说则根据增城县前汉志无，今汉志有，两志郡国户口断限分别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从而将增城县始建年代断在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这种意见颇合情理。唯时限过长，无确切年份。

近日拜读了唐森教授及王一洲先生之大作，①深受启发。王文根据东汉朝代郡国变化情况，将增城县始建年代定在明帝永平至顺帝永和年间（公元58年至140年）；唐文则根据东汉郡国废置过程及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状况，进一步将增城县始建年代压缩在顺帝在位的永建至永和年间（公元126年至140年）。为解决增城县始建年代问题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当然，要确定增城县始建具体年份，尚须继续深入研究。

清乾嘉以来，考据学之风甚盛，诸学者对历代政区沿革研究多有建树。其中亦有涉及增城县始建年代研究者。但从他们的著述中，对增城县建置沿革问题的研究，未见有新的见解，具有说服力之考证亦少，多系对前人意见的简单的附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或许是清儒在研究增城县建置沿革时，只局限于根据行政区划的名称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复原每个王朝行政区划体制，而忽略了对郡国等政区变迁的原因和规律，亦即对这种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之研究。这种只据政区名称之考证方法，当资料缺乏时，其局限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增城县的始建年代问题，牵涉到两汉行政建置与发展变化问题。行政区划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往往采取不同形式的政区；同一政区则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常发生变化。因此，探索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历史事件的真相有助于理解行政区划沿革的过程和规律。例如西汉的削藩、推恩政策都影响到行政区划的变化；又如宋代以前，秦岭和五岭南北一向不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划。

但到了元代，蒙元入主中原，统治者为便于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两个岭南，便将岭北划属于陕西和江西行省。政治因素对建置的影响，可见一斑。其他如经济，文化和自然诸因素，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行政区划的发展变化。这是研究增城县及其他地区行政区划问题时须加注意的。目前，还有人存在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每个王朝只有一种行政区划模式。而正史中《汉书 地理志》、《后汉书 郡国志》等正是这种模式的具体表现。

不甚理解这些地理志（郡国志）一般只代表某个王朝某一时期，甚至某一绝对年代的行政建置，并非某一王朝恒久不变的定制。例如西汉一代的行政区划变动十分频繁，变动幅度也很大，《汉书 地理志》所反映的是西汉末年的政区。以为汉志所记为西汉一朝的政区就错了。如清代乾嘉学派名家王鸣成就以为西汉的200年间，其行政区划是一成不变的，结果导致他在西汉云中、雁门、太原等郡县数研究问题上的错误。

还有，在研究历史政区沿革的，应极力避免这样一种错觉：以为历代《地理志》或《郡国志》中所记之户口数与政区建置是同一年代的。其实“正史”志书中各郡国下所载之户口数和郡国领域并非都以同一年份的资料为依据。例如《汉书 地理志》各郡国下之户口数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之户籍数，但其政区则是成帝元延至绥和年间（公元前12年至前7年）的行政区划，两者相距10多年。

如将两者混同于同一年代，势必发生误差。清儒钱大昕氏在研究《汉志》时，曾错误地以为《汉志》所载版图是以元始初年版籍为依据的。至于《后汉书 郡国志》及其他志书有否此种情况，很有研究的必要。基于上述认识，对增城县始建年代问题，本人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1．同意王、唐两文提出的：增城县始建年代的下限，即最晚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但是，目前尚不能根据《续汉志》各郡国下户口数断限为永和五年，从而确定该志所反映的是永和五年的政区，进而推断增城县始建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宋徐天麟氏就持这种观点。②

2．溯方、上郡二郡已于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九月移入冯翊、五原两郡。但《续汉志》仍录出该二郡之全部属县。据此推之，《续汉志》所载之郡国似为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九月以前东汉之政区建置状况，③增城县应在永和五年九月前置。

3．阜陵国原建于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且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见在。倘《续汉志》所载郡国下限为永和五年，应有阜陵国。然该志未记其事，不知何故？④若非阙漏，据此可以推断《续汉志》中所反映的部国是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所前之史实。如是，增城县之始建年代应在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以前。

4．《后汉书 郡国志》：“世祖中兴，唯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至明帝置都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又所省县渐复分置。”另据《续汉志》内容粗略统计，东汉自光武以后，郡国的增置、改名和复置情况如下：明帝11次，章帝6次，和帝13次，安帝8次，顺帝19次。其中增置者，明帝4次，章帝6次，和帝8次，顺帝5次。是知，东汉自明、章两帝始，郡国之增置、改名和复置之现象屡见不鲜。结合上述二、三项考察，增城县始建于明、章两帝之间不是没有可能的。

5．就岭南地区而言，两汉期间，岭南政治、经济之重心多在西部之红河三角洲及北部湾沿岸。这当中，交通条件影响很大。自秦开凿灵渠以后，岭南与中原地区间交通偏重于越城道的湘、桂两江；而东面的大庾、骑田道，由于水道未加疏浚，故“以长沙、豫章往（岭南），水道艰绝，难行。”⑤直到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由骑田道经武水入岭南，当时的武水，“鸟飞不渡，兽不能临”，交通甚为艰险。“商旅所经……一由此水。故其败也，非徒丧宝玩，潜珠贝，流犀象也。”⑥

这种交通状况，制约着以番禺（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中、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自东汉明帝、章帝始，情况才有所改变。特别是章帝后，桂阳郡太守郑宏、卫飒先后多次凿山开道，疏浚武水之后，从而促进了岭南中部番禺（广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的重心的东移。这从南海郡户口状况的变化可看出端倪。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每县平均户数3．268户，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人。⑦东汉永和五年，南海郡每县平均户数为10．211户，人口密度为2．6人。⑧前后100多年间，县平均户数和人口密度均提高一倍以上。户口的增加，致导行政区划的调整。按此考虑，东汉明、章时期政区调整和增城此时建县亦有可能。

注释:

①唐森《关于增城建县始于何时的我见》（《羊城今古》1994年第3期）王一洲（城建县时间探讨》（《增城修志简报》第30期）

②（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37《方域》

③④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东汉时期图》（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⑤《史记 西南夷列传》

⑥《韶州俯志 周昕传》

⑦《汉书 地理志》

⑧《后汉书 郡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