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挂绿荔枝的古今趣谈

驰誉于世的珍贵荔枝增城县西园挂绿，其主干己于十多年前枯死，但随后在树头处萌发了新枝3枒。经园艺工人精心培育，而今新枝树高超过2米，树冠直径3米有余。老树发新枝，几濒殄没的国宝喜获生机，不禁令人由衷的高兴。西园挂绿其叶独特一格，绝不类其他品种。果实很有特色，其状扁圆，不太大，通常是一司码斤28颗左右，果蒂必带一绿豆般的小果粒，蒂两侧肩部隆起，而带小果那侧稍高，未熟透时擎开果壳见果肉自肩下有一绿痕围绕全果身，果实熟透后绿痕消失。

尤其奇异的是果盛八成熟时，每当拂晓会散发出一股清香，沁人心脾。这种现象会连续四五个早上，果熟后，发香现象消失。西园挂绿果肉极类似正宗石硖龙眼、爽、甜、香，特别处是果肉凝脂不渗水，用纱纸包裹，隔一夜纸仍千爽如故（槎岗村的挂绿则不能隔夜不湿）。此果极珍贵，售价高昂。清末卖32元白银一斤，折合每颗挂绿约值丝苗谷28至36斤。民国37年卖25斤丝苗谷一颗。为确保真货，那时的买主是亲到树下看着果农光着上身仅穿一牛头裤上树摘取。

清末时，西园挂绿位列贡品，用新瓦煲装水翁树叶包藏好，经驿站快马送往北京。这种藏果方法可保鲜近1个月。西园挂绿连同园内的数十株荔枝（主要是槐枝）都是原来的西园庵的物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庵的住持把整园荔枝以年租12担白米，3担生油，200元白银，另加2斤挂绿及两担槐枝，批给夏街村的黎和坤、黎树华、黎宜兴和麻车村的刘伯耀4户人承包，期限为30年。

那时的挂绿树头有两人合抱粗，上分三枒，一枒位东北，一枒向西，一枒向南，每枒均有一抱粗，都结同一果实，最多一年可摘果300斤。当岑春暄任两广总督时，某年挂绿大熟，岑要了西边估计可产80斤的那枒，并派专人从广州带来告示牌钉在西枒上。谁知这一来，西枒随即枯死。岑后来只好从其他枒补取40斤。枯枒随后锯去，所以到民国初年，挂绿树只有两枒。

到民国18年（1929）陈济棠治粤时，增城西园设救济院，陈下令把西园挂绿连同整个荔枝园收归公有，拨给救济院作物业，另拨款1000银元给原来的4户承批户作为终止批约的补偿。民国31年（1942）挂绿又是丰收年。当时增城沦陷，日军驻县城，城四周围着铁刺网，仅留西门外和增滩公路口两处出口。西园在封锁区内，由伪联防队保管，它人不得其食。挂绿年成很不稳定，年有年无。到抗战胜利前后，不知什么原因，向南的一枒又枯死了。

所以到民国36年（1947）人们只见到剩下东北的一枒了。那时，莫耀焜任增城县长，挂绿有少量收，成莫派县兵看护，成熟后摘去。民国37年，挂绿及园内荔枝小有收成。公开标投，结果被黎海荣以17担丝苗谷中标。这年得挂绿140余颗及槐枝2000余斤。解放后，由县人民政府接管，派出专人管理。1955年，西园挂绿又一次丰收，收成近百斤。除上送各级领导机关外，还拿出几十斤在广州公开发售，许多工农群众得以一尝名果。

县内机关干部亦每人分得一颗。但以后树势渐弱，有关部门请苏联专家来视察，后采用其建议用水泥灰浆堵树洞、封盖树头地面。但这做法使树势更弱，后虽撤除，终不能恢复元气。到1979年，最后一枒老干亦枯萎，确实使人惋惜不已。幸好在主干枯萎前，从树头萌发了新枝，名树尚得保存。

西园挂绿树的来历，听前人传说，是某年增江水灾，水退后，西园寺（庵的前身）的和尚在西边城濠水湾处（今挂绿园酒家东侧池塘是遗址）拾获随水漂来的荔枝树苗一株，种在园中废井旧址。这废井有一段掌故。某年，增城战乱，火烧粮仓，劫后清理城池，把残留的火烧谷米，搬填于西园寺井中，故水井废弃。挂绿树有山枝痕迹。得无山枝树苗栽在西园废井得水土之特异而变异为奇果？据前人说，今槎岗村的挂绿是从西园挂绿驳枝出去的，但搓岗挂绿的树龄只相当西园挂绿的一半左右。

西园挂绿的存在至今应在三四百年之间，大约明季有树，清初名扬。西园挂绿新枝的前景有喜有忧。喜的是老树发新枝，原种延续，佳树保存；忧的是生态环境变化，附近大片荔枝园林而今变成酒家，尤其是日夜排放燃煤废气的酒家厨房只距挂绿树30米左右，大量排放的废气将严重威胁荔枝的开花、结果。西园挂绿是国宝，全国仅此一株，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楼可改建、重建，名树若死，无可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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