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青:增城派潭老支书邱迪新的生平事迹

老支书是个久违了的称呼，前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谈人民公社的文章，作者对这个特殊的群体这样评价，“他们是具有坚强的行政能力和崇高威望的基层农民领袖”。他们大多数从解放初期就开始担任农村党支部书记，怀着一个翻身农民对新社会的美好蓝图的无限向往，带领农民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走，历尽风雨和磨难，也创造过看似平凡实则辉煌的业绩。

他们身上浓缩了新中国几十年的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我想，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定对此深有感触吧。其二，邱迪新这个名字在我老家派潭灵山，差不多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虽然去世近20年了，对他稍有了解，而同情他的命运、得过他的关照、记着他的好处的人，甚或跟他共过事打过交道，给他狠狠地训过，至今思之心悸，领教了这位“冷心冷面”，脾气火爆的老支书的厉害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大概都还健在，假如手头有《增城日报》，也许还能看到我的这篇怀念他的文章。

交代完题目，就得改个称呼，才好往下说。邱迪新是我伯父。我父亲兄弟三人，父亲排行第二。“派潭三件宝，柴、炭、凉粉草”。父亲从12岁起就跟着我爷爷走遍了派潭的每一个山头，做柴烧炭，养家糊口，并供两位兄弟读书。伯父解放前在灵山小学（灵山中学的前身）读了几年初小，解放后接着又读了三年，高小毕业，回到了丫如窿村务农。

因为苗正根红，作风正派，再加上有文化，伯父很受群众和组织的信任，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村里的带头人。先是农会主席，后是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88年去世。其间，伯父当过公社干部，到别的村任过书记，当过农机厂厂长等领导，在大队（村）和公社之间走了几趟来回。八十年代初，在大队书记的任上蒙冤入狱，几年后得以平反，又回到了书记的任上。不久就去世了，年仅60岁。

伯父去世的时候，当地的干部群众、丫如窿小学和他的母校灵山中学的师生都赶来为他送行，镇上也来了人，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一位普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去世，居然出现了这种场面，牵动了那么多人的心，显得有点不同寻常。魂而有灵兮，嘉兹哀荣！

以我非常有限的人生经验，我发现，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某个人的深刻影响，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伯父，这个人就是曾任增城县副县长兼派潭公社书记的钟育民。他们之间交往的故事，在我老家的群众当中广为流传。樟洞坑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就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伯父出事的时候，钟育民已经离休，当时伯父被关在县看守所接受审查。

年关将近，钟育民找到了当时的看守所姓王（黄？）的所长，对他说，“你让迪新回家过个年吧。”所长面露难色。“钟县长，这……怕不妥吧？”“什么不妥？”“没有这样的先例啊，再说，他要不回来呢？”“他不回来，我老钟回来！……你定个期限吧。”“……”终于，这位倔强的老人把买好的车票和腊味香烟之类的年货塞到伯父手里，把他送上了客车。

他们之间的最初接触也很有意思。钟育民初到派潭公社兼书记，下乡到各大队巡视防洪情况，对丫如窿大队的工作很满意，临走时特地交代他到供销社去买双电池（电池是稀缺品，得按计划供应），作防洪用。第二天，伯父依言前往，结果吃了闭门羹，还遭了一顿奚落。原来，别的人去买电池，都是骑着自行车，戴着手表，派头十足的人.

伯父既没有自行车（听父亲说，直到70年代中后期，他带领群众在高陂头疏河，公社奖励了他一辆，这才骑上了自行车），也没有手表，还穿得破破烂烂，一点书记的样子都没有。伯父无奈，只好去找钟育民，他一听就火冒三丈：“是哪个说不卖给你，你告诉我！”“不认识这人”。“那他长得什么样子？”伯父笑了笑，“钟县长，也不全怪他，人家也不认识我呀，还是你给写张条子吧。”

按照伯父的脾气推测，当时在供销社里，极有可能也大光其火，但是，得势不饶人，趁机打击报复，也是他一辈子都不屑为的事。大概就是在这最初的一两次接触当中，伯父临事不苟，是非分明的作风，就已经让这位饱经历练的老革命洞悉无遗了。不久，伯父被调到了公社，成了公社的“救火队长”——哪里有困难，工作最被动，就被派到哪里去落队。他去邓路吓大队挂职当书记，就是那时候的事情。

据说当年伯父接到通知，拎起行李就来到邓路吓。该村的祠堂侧有一间破柴屋，照例是给下乡干部住的，因为近来常常闹鬼，都没人敢住了。伯父把行李往柴屋一放，冷起脸，厉声说道，“闹什么鬼？怕鬼我还来邓路吓？！”说也奇怪，此后，邓路吓的祠堂就再没闹过鬼了。伯父在邓路吓干了两年多时间，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办了不少实事，扭转了落后的局面。

伯父办事认真，脾气火爆，很多人都很怕他，这是他冷的一面；刚直不阿，仁而大度，又为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一位跟伯父在公社同过事的退休干部告诉我：伯父初到邓路吓，发现这里的群众穷得连挑水的木桶都没有，就专门回公社找门路想办法，弄回了一批水桶，解决了群众的挑水问题。邓路吓的村民至今还十分感戴和怀念这位关心群众疾苦又雷厉风行的老书记。

然而，共事既久，难免得罪人，不幸得罪的是还在当道的人。于是上下串通，多方构陷，势必去之而后快，就发生了开头提到的蒙冤受审的事件。因为我当时年纪还小，又不在老家，所以并不太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起先企图以贪污入罪（当时大队正在集中财力物力改建小学和建造丫如窿桥），查无实据，又“杠上开花”，告他乱砍滥伐（后来证明是冤案，于是平反），勉强判了他劳教半年。

伯父劳教的地方是离林场和我家不远的增江布罗村附近的一个劳教场。场长照顾他，买了一群鸭子让他专门看着，有时还可以请个假回家一趟。本村的干部群众常来看望他，附近村的书记们也知道他来了这里，时不时接他去吃饭，有次还开了一瓶茅台。伯父后来说，“我一辈子没喝过茅台，想不到坐牢的时候喝上了。”我当时正在县城上初二，周末回家刚好路过，就去看他。

伯父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只是头发全白了（他原来很少白发）。记得我们坐在一个灶头前，伯父高兴地一边烧火，一边跟我谈话。打我懂事起，伯父就习惯把我们的谈话变成单向的思想教育，这次也不例外。我还是很喜欢这种谈话的，因为伯父对我们从来都很慈爱，又是做思想工作的好手，娓娓道来，很有条理，也很有感染力，时不时还穿插点岳飞、三国之类的故事，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至今怀疑，我读书时作文还过得去，现在又在报社混口饭吃，是因为无数次听他谈话的结果。伯父这次照例也谈到了奋发读书，为邱家争光；谈到了岳飞和他的精忠报国，谈了许多让我今天想想都无地自容的话题。当然，也没有漏了那句常常用来作收尾的话：毛主席说，要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伯父平反后，重新当选丫如窿村的支部书记，而且支部被评为当年县的先进党支部，还去了一趟桂林旅游，听说是当时派潭的书记陪着去的。“书记让我跟他坐在一起”，伯父提到这事时，显得有点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