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李庆芬的那些年:惠东风雨总关情

第一是种水稻怕台风，沿海每年台风侵扰严重；第二呢，那个地方缺淡水，种水稻需要的淡水多，种番薯就不用那么多淡水；第三，稔山、平海这些镇，有一两万人没有固定职业，那会儿没有工厂，他们就靠做小摊贩，生活很困难。他们从家家户户收购番薯，搞番薯粉、番薯丝，做小加工，可以赚点加工钱。还有呢，番薯苗，番薯渣，可以养几头猪，增加点收入。

了解情况后，我们决定不仅不限制他们种蕃薯，而且从各方面积极支持他们，让他们从技术上提高产量，请了几次潮汕老农，他们种番薯有经验。请他们来办学习班，所以那会儿沿海番薯产量很高。这算是一件很大的事，你既要符合国家政策，还要符合农民利益，两者不能发生冲突。

第二个是，解决渔民住房问题。沿海有三个渔村没有房子住，有范港渔业大队，沙埔大队（现在归黄埠管了），还有港口的新村大队。这些地方的渔民住在破烂船上，没有家，在海滩上，风吹雨打，生活得不像样子。

讲到渔民没房子住？我们县委总要想办法解决，想什么办法呢，一是要争取省里的支持。正好，赵紫阳去汕头路过惠东，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汇报。

赵紫阳表态支持，他说好啊，你们能帮他们解决，帮他们建房，我很赞成。我说光说好不行啊，县里很穷，省里要给予经济支持。他说那当然，后来前前后后给了三四百万。但三四百万也搞不起来，这三个地方有两三千人，光新村就一千六七百口人。我们就研究用什么办法呢，省里给了，县里要挤一点，那时候县里的财政收入靠甘蔗和一些盐税，第三就是靠当地渔民自己出一点。

渔民们很困难，他们生活都是听天由命，连好船都在偷渡潮被带走，都剩下些破烂船。他们说我们出不起钱，我说不是问题，我们给钱，你们出劳动力。他们很高兴，积极性就来了，自己动手打灰沙砖，自己动手起房。有钱有材料，老百姓就做得很快。大概搞了年把时间，很快房子都建好了。所以后来文革的时候不管红卫兵怎么发动、串联，他们也没人来批判我，就是这个道理。

老百姓很朴实，他们道理也很简单，他们说：这个人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我们为啥批判他？当年我带队去这几个渔村搞调查，其中有一个常委副县长，叫朱显应，管钱的。前两年他因癌去世了。在朱显应去世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我想到了这件事情，想给他说一说。

那时候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就写了一张简单的条子，一首打油诗，给他老伴，叫他老伴读给他听：“记得当年过榄涌，巽寮一宿访渔农。总结他人的好经验，推动建设新惠东。”榄涌，是海边的一个小乡，解放初朱在那里当乡长，这一个地名立即勾起他对往事的追忆。朱听到这几句打油诗，流出了眼泪。那样年岁里的经历，是我们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我解决的第三件事，就是交通问题。本来那时交通就很困难，有点简便的公路，没有桥，下雨就不通。唯一重要的一条是从平山到多祝，从多祝到新菴、到安墩的公路，这一条是比较重要的山区公路了。很多路段，汽车要过河，没有桥，稍微下点雨汽车就过不去。没有雨下时，就顺着水铺点石头，过水。

让我想想，看记得准确不——从平山到多祝要过的第一座桥叫潭公河。再往下，过了增光，从洋口河快到多祝，也是没有桥的。然后，到双金大队，又没桥，又要过水，去安墩，更大问题了，过鉴陂河，没有桥，要由多祝过渡。怎么解决交通问题，我们县委研究，也采用同样的方针，上面给点，县里挤点，百姓出点.

搞了一年多，把这条路搞起来了，修了上多祝的第一条桥，即潭公河桥.第二个是洋口大队的桥，第三个是双金的桥。这是我在任一年多遇到的比较多的事，都是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能帮老百姓解决，老百姓当然高兴嘛！那个时候，能力也就那么大，计划经济，管得很死。现在没有钱卖资源，那时不行。

因为到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六一五”通知后文革开始。到1967年的三、四月份吧，因为是沿海地区，惠东就实行军事管制，就是原来的党委、地方政府靠边站，由军队来接管。1967年的三月份，我就靠边站，不能过问工作了，接受审查。这么算来，我实际工作的时间是从1965年下半年到1967年3月份，一年多的时间。我先讲这个过程。

1967年的春天，我们这些老县委的同志都靠边站，做不了什么事情。有一段时间，天天在家看大字报。我们那会儿，满地都是大字报，对还是不对也不知道。人家看我们没事做，也不顺眼啊，后来成立了干校，就叫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那几年我们天天挨批判、挨斗，哪儿也不能去，人家要斗你就叫你出来，接受审查批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大之后，就是到1969年的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