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李庆芬的那些年:惠东风雨总关情

说到那个时候的艰难和荒谬，我来讲个插曲：我们在干校那儿劳动，那会儿能了解外界的不像现在有电视可以看、有报纸可以读，就靠一个高音广播。负责管理我们的一个连长告诉我们几个人：“你们是走资派啊，不能听广播！”唉，我说连长，哪里规定啊，我们不能听广播？他说，那你不要问，反正你们不能听。我再问他，你的广播是有线广播还是无线广播？台湾蒋介石都可以听，难道我们比蒋介石还坏吗？他说，你不要问啊，反正你们不能听！

在文革时，我挨了不少批斗，好多人挨打了，我没有挨打。我能幸免挨打是什么道理呢，一是我在那儿时间不长，做“坏事”不多，至于大字报怎么说是没有办法的；第二是我在接受批斗时敢讲真话，我不是顺着他们。我为了说明一个真事情，冒着挨打的风险。老百姓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人还是说真话，是个好人。什么道理呢，你没有做那些坏事嘛，打你打不下手嘛，你还坚持对的嘛，不是那种风来从风，雨来从雨的人，所以人家谅解我。

举个例子，我当书记的时候，肖耀堂是副书记，这个同志是不错的，他家里是小土地出租，这是阶级成份。文革时造反派调查阶级成份，说他是地主崽、阶级异己份子，说他混进革命队伍。当时在惠东最大的灯光球场举行万人批斗大会，批斗肖耀堂是地主崽，钻进革命队伍的，批斗肖耀堂上书毛主席、周总理反对革命，把我拉去陪斗。这个上去讲，那个上去讲，最后主持的人问我，要我表态，说肖耀堂是不是地主崽？

这句话很难答啊，你要讲真话还是讲假话，你顺着他们的话说肖耀堂是地主崽就不会挨打，否则就得挨打。我想来想去，还是实事求是，就说：“关于肖耀堂的出身历史，按我过去知道的，他的档案，他不是地主崽，至于按现在的标准说他是不是地主崽，和你们看的材料有没有出入，我不知道；按过去的档案材料，从当时划分的阶级政策，他不是地主仔，他是个小土地出租者，现在的政策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

我刚说完，会场上一片骚动，有人在呼口号了，说“李庆芬和肖耀堂是一丘之貉”，“是穿一条裤子的”，要上台打我。主持人怕矛盾激化，赶紧宣布今天晚上的大会就开到这里了，散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回走的路上，就听老百姓议论，这个人不怕死，敢坚持说真话，不容易啊，这样的人你不能打他。

第二个情节，就是好心人救我。在安墩公社的从坑大队搞四清。四清时，比较左，基层干部普遍挨整。“四清”时，清算生产队干部，要“下水”，就是算他们多吃多占了公家多少东西，要退赔。那些地方很穷，他拿什么东西来赔啊，一是那个账准不准还是个问题，另外今天吃明天吃，哪算得出来啊。在这件事上，有两种做法我很反感。

第一，在清退过程中，这家人没有钱，就把棉被拿出来退赔，最后全家七八个人只剩一床棉被，其他拿去退赔了。第二，以前六十岁以上的人要先造一副棺放在那里，怕死了没棺材埋，逼着人家把棺木拿出来退赔，伤透了人家的心啊。我当时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坚决纠正。

但这样的事情影响并未清除，虽然是别人搞了“左”，但是老百姓把你们这些干部都记在心里啊。到了文革的时候，我和肖耀堂、罗志群三个人被带回从坑去挨斗，主要矛盾是针对我。第一天走路去那里，开大会，先给下马威，要你老实交待过去怎么迫害贫下中农，今天不用你回答，好好考虑，下一步要你回答。在批斗的过程中，受迫害的干部上台控诉，控诉的时候就容易揍你，实际上就是打人会。

第一天没事，晚上我们在河里冲完凉，我们三个回到住地，等明天挨斗。这时，民兵营长来了，说，你们三个把行李搞好啊，马上就走。我说不是晚上嘛。他说你们快搞好，我等一下让人带你们回去县里。民兵营长和另两三个人把我们送到归多祝管的地界，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不知道，他们大队的人晚上开会准备明天揍你们呢，我怕打出人命承担不了，所以连夜把你们送回。这个营长有头脑。这是我感受很深的，好多人挨打了，我还幸运。

我是到了1969年的春天，才结束这种生活，那会儿叫“解放”。结束审查了，你的问题就这样了，就是不当走资派了，不当坏人了。我和他们说笑话，啥叫解放啊，我说我1949年就解放了！“解放”以后，我还在那里，军管会的人就叫我去搞斗批改。我说，我都被你们斗了多少年了，我不干。我不去，我不参加，他没办法。我又不是坏人，他现在不敢再整我了。

然后，这样拖了一段时间，让我安静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们看你天天在那儿没事干，有点不舒服。他说这样，你去搞生产。那会儿的工作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我说搞生产可以，去哪里啊？他开始叫我去港口港一大队，那是先进单位，是文化大革命县里的先进点。我说我不去。他说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