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李庆芬的那些年:惠东风雨总关情

我说这样子，你看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了多少年的走资派，是被批斗的落后分子，你让我去的地方是县里的先进点，我配不上啊！第二呢，港一大队是渔民，我不会出海，不会打渔，我不去。以后又拖了一段时间，然后叫我去新菴公社，就是白盆珠水库里面的一个地方。去新菴也是搞生产。我说可以，就去搞了一段生产。

等我从白盆珠的新菴回来，又安排我去“体验生活”。体验什么生活呢，意思还是思想改造。我说可以，但你要允许我去港口的新村大队（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去新村大队啊，上次叫你去港一你又不去，这次你又去新村大队，新村大队也是渔民啊？我说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新村大队呢——上面说过了，新村大队过去是一个渔村，历代没有房子住，一家人都住在海边的破船上，不管是风是雨，那份艰苦可想而知。

当书记时我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全部让他们住上新房子。所以文化大革命发动他们斗我，新村大队没有人来，怎么动员他们都不来。他们说，就那个李书记是帮我们盖了房子的嘛，我们怎么会去斗他呢？！他有什么错误呢？后来我如愿以偿到新村大队去“体验生活”了。毫无疑问，群众对我很好。我住在一个叫苏统的老渔民家里，那时我胃病很严重，渔民们有很多鱼膘，我们就经常煮一些鱼膘，在一起喝喝酒，最后竟把我的胃病吃好了。

到了文革后期，“左”的问题多，军管的人权力很大，但是根本不懂地方工作。当时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往香港偷渡很严重。其中的稔山公社，那时是比较大的公社，三四万人的公社，天天有老百姓逃跑，逃跑到没有办法控制。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也是公社武装部部长，不懂群众工作。干什么逼着农民呢？就是缴粮。关于粮食，那会儿要缴的有公粮、籴粮、三超粮、光荣粮，名目很多。

逼得农民没有办法，只有偷渡了。那是1969年，快到1970年的春天了，公社成立党委，叫我去当稔山公社的书记。我说，那里偷渡很严重啊，去了之后叫我怎么搞呢？军管会领导说，就是因为偷渡严重才叫你去嘛。你去了那里，第一，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就是你不要搞你的那老一套，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前的那老一套。

第二，你要想办法把偷渡给堵住。我说，你们都堵不住，我怎么能堵住？他说，哎，就是觉得你有办法才叫你去那里，看看你有什么办法，你们是老领导嘛……那会儿已经不叫你坏蛋了。我说，这样，你要是真正叫我去，我也不敢不去，你说信任我嘛。但是我有一条啊。他说，你讲吧，有什么。

我说我讲一条，我去那里啊，我要按照那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那个公社的工作该怎么搞。他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就答应了。和我说这话的是个参谋长，老赵头，老干部。他说，可以可以，只要你能把这个偷渡堵住就行。我没有话讲啊，我就去了。

稔山，是县里管的一个重要的公社，过去叫惠阳的乌克兰，哪里出粮食，以前是较富裕的地方，我以前当县委书记在那儿蹲点住过的。我去了之后，过去的支部书记、队长听到消息，很高兴，李书记来我们这里喽，看看有什么希望噢！我去走了一趟，到老百姓家里一看，那些过年都没有粮食了，还要逼着缴粮，搞得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了，所以偷渡。

我就开了一个生产会，叫他们各个生产队长来，来开会做什么呢，我就宣布一条，我说这样子啊，开会很简单，如果你们同意呢，下午就可以回家。大家说什么事啊？我说很简单，不管是征粮还是什么粮，你们生产队有粮你就卖，有粮你就缴，没粮就过年，不用缴了，我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那还用说，全部赞成。我说，你们赞成那就散会。老百姓一听，没粮我们也不用缴了，那我们也不偷渡了，在家过年了！

然后，生产队的口粮就分了。这一下子就稳定下来，很少有人再偷渡。话说回来，那个时候的偷渡潮，谁愿意离乡背井啊。偷渡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有时候在去半路的船上就死掉的都很多。谁也不想离乡背井的。没有粮你不用缴了，有粮你就卖。那时实行统购统销。生产队有口粮就分给大家过年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老百姓其实就那么简单。现在听起来像讲笑话，而在当时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后来，他们觉得，他妈的那个李庆芬还是有两下子啊，我们去怎么想办法都堵不住，他一去开个队长会就解决了。1970年七、八月份，我离开惠东。调来城区，那会儿也叫惠州市，实际上是县级市，在地委跟前。市里成立了党委，把我调回来参加市里的党代会。安排我当惠州市委常委，兼生产副组长。这之后，工作上又经历了些变动，到增城当县委书记，1975年1月，回到惠阳地委做副书记、副专员、专员，1983年调去梅县，1987年回惠州，做人大主任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