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地执法人员的水平不高,导致矛盾激化 本来,当地人与外地农民工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例如,当地人都可以从潮州的企业受益———不管这些企业是当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人还是外地人开办的。而这种益处,地农民工创造的。至于外地农民工,也通过在潮州企业打工,获得了在家乡难以获得的收入。通过合作,潮州当地人和外地农民工各得其所。 但由于当地政府在双方发生个别纠纷时,没有妥善处理,及时提供正义,结果导致双方之间的群体性憎恨。首先,熊某被拖欠工薪,政府未必不知这一强制执行合同,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能。但情况。在必要时,是,政府似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企业。结果,熊某追讨欠薪,老板反而指使人员持刀砍伤熊某。 其次,熊某遭到私人暴力伤害后,当地政府似乎也没有及时恢复正义,对施害者及时给予惩罚,反释放部分行凶者。看到政府不能有效实施正义,熊某家属就选择了自行执行正义,召集同乡约200人到潮安县古巷镇政府门口聚集,要求严惩凶手,对政府施加压力。此事,当地政府又反应迟缓,结果,农民工的怨恨演变成无目的宣泄,将怨气发泄于过往汽车、店铺,并引发两个群体之间的怨恨。 又比如增城事件,据《东方早报》调查,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缺颗牙齿”“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起哄”的围观群众喊“打死你们(外地人)一个就(值)50万(而已)；”治保队的嚣张,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肢体冲突随即爆发。 三、预防和化解本地人与外来人员摩擦事件的对策思路 在城乡二元化以及人口结构发生全方位、根本性变化、社会矛盾加剧之际,如何让外来人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使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正考验着决策者们的智慧和各级政中央连续召开会议,研府官员的社会管理能力。近段时间,究社会管理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全面科学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避免和杜绝此类群体事件的发生,关键还是要从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入手,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密切掌握社会管理热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心理隔阂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8]。一个地方的发展,既离不开本地人,也离不开外地人。因此,有必要给唯其如此,也才能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身份认可和权利保障。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形成良好的共识。 但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为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大多数人口户籍仍在原籍,其名下耕地所带来的农业收入,早就不足以糊口养老,而其后代也大多数扎根所在城市,但这群人的户籍仍为外地农村户籍,不但不能享受所在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且经常遭受当地户籍居民的排挤歧视,且被当地城镇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这极易引起心理落差,让外来工产生不满迫在眉睫的是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对情绪。当下,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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