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22日午间，人民网发出了一条信息，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视察了合资企业广汽菲亚特，张房有并给胡春华赠送了车模。这是结束长达两个月的“因私请假”回归岗位后，张房有的第一次对外公开活动，并且是与政治局委员、直属省份的省委书记共同亮相。时间以及场合的特殊性，使得这则消息很快被坊间解读为，此前被传涉及刘铁男案而被协助调查的张房有，“正式安全了”。 事实上，张房有的最终“安全”，在汽车界尤其是汽车媒体界，主流声音是为其感到庆幸。原因在于，张房有惯有的对待媒体温和和友好的态度，以及业内对于其在广汽集团的16年里做出的业绩的认可度很高。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间，而除了能源等少数垄断行业之外，汽车业可以说是政府权力干预最大的行业。在这种“看得见的手”常常大过“看不见的手”的大环境下，即使张房有确实涉及刘铁男案，也有不少人持同情、理解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是张房有们的无奈。 某网络权威媒体曾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对张房有做过一次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以过去采访近百企业家的经历来看，张房有是较少的不怎么说空话套话，不慷慨激昂也不怎么逃避追问的采访对象。这与其他媒体同行的感观相仿。张房有当时谈了日系车遭遇钓鱼岛事件的无奈，合资伙伴对于中国市场的不够重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反思等话题，坦诚的态度令一旁的董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事后不得不反复向参与的几家媒体要求“手下留情”。 但平缓的语调背后，张房有实际上拥有强硬的性格。就在他“因私请假”两个月之前，张刚刚对广汽集团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人事改革，以求改变集团掉头向下的业绩方向，调整涉及了70%的下属企业，15名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发生调动。力度之大，几乎颠覆了此前的利益格局，引发不少暗地里的反弹。 这种强硬也曾经帮助张房有奠定广汽集团的发展基础。在他接手前，广汽集团因与标致的合资项目失败而陷入泥潭，张先是强硬解除了与标致的合同，随后与本田的合资谈判中，最终撇开了国家指定的“大哥”东风汽车共同参与的三方合资方案，单独与本田成立了各占50%股权的合资公司，并由本田分担了广州标致的10亿元债务，且引入了最先进的雅阁车型，从而造就了广汽的崛起。 张房有出身广东增城农村，个子很小，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从文化站宣传员干起，到大队支部副书记，直至35岁成为广东最年轻的县委书记，再到市政府副秘书长，41岁由政转商领导广汽集团。正是这温和的外表与强硬的内在相结合，帮助其一路飞升。张房有有着23年的从政经历，他完全明白这个官僚系统如何运行，尤其是在汽车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出台“振兴规划”、“指导意见”，地方政府不断号召“进入第一集团”的行业当中。 在被广汽集团官方否认的《财经》杂志的报道中，张房有因为与主管产业协调司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私交甚好”，而产业协调司正是负责汽车项目审批的部门，因而广汽菲亚特合资项目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便被发改委核准。与之相对比的是，李书福的吉利沃尔沃合资项目，却历经三年才得以获批。刘铁男事发后，某网络权威媒体曾与多个车企人士交流。尽管大家都对这种审批制度深恶痛绝，但对于三个月获批的情况，却满满的都是“羡慕嫉妒恨”。 不难想象，在如此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各个企业所做的“努力”，大概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做多少投资，与谁合作，在哪里建厂，建多大的产能，本应该是企业这个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但却需要得到政府的核准。除此之外，政府甚至还划定各个企业谁该做大，谁该做小，2009年推出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就确定了所谓的“四大四小”，给予不同的政策倾斜度。 而中央政府之外，广汽这样的地方国有汽车企业，还要承受背后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的推力，更难遵循市场规律。“四大四小”当中的“四小”，诸如广汽、北汽，谁甘愿做“小”呢？地方政府均向他们提出了进入第一集团的政治任务，如此，才有广汽疏通上层关系以求合资项目更快获批，才有北汽集团不顾市场风险极力扩张以求整体上市。诺奖得主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的理论。在一个行政权力如此强大的国家和行业当中，腐败，或者说“处理好”政商关系，是降低高昂的交易成本最有效的方式。 诚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所说，“在中国，如果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你就需要玩这个游戏，甚至腐化某位官员，而这又让你不堪一击。”这次，张房有“安全”了。但中国还有着那么多的张房有们，他们正被自我或者外在力量驱赶着“做大做强”，同时还要做好随时“因私请假”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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