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增城市挂绿湖的“亲情逼迁”撕裂了亲情纽带

2013年9月2日，广州增城市荔城街罗岗村高桥二社有一批房子在机器轰鸣中倒下，整个村子只剩3户尚未签订拆迁协议。2013年4月以来，涉及65平方公里、94个自然村、3万多人的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拆迁工作进展非常迅速。而部分拆迁户反映，政府用亲情逼迁，他们最终签了拆迁协议。

广州增城一号工程、挂绿湖水利工程拆迁工作进展迅速，而部分拆迁户反映，政府用亲情逼迁，他们最终签了拆迁协议。据披露，增城市政府多个文件要求有关公职人员参与征拆工作，对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动迁的公职人员及相关单位的责任人，将要“严肃处理”。

应该说，公共部门在拆迁过程中动用“亲情”这个武器，在很多地方都心照不宣。通过给拆迁户的亲戚施加压力，让他们与拆迁户进行亲情游说、劝说甚至某种程度的“逼迫”，最后达到完成拆迁任务的目标。而能够动用“亲情逼迁”的，往往都是一些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体制内”职业，他们的工资、职位等“根子”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对涉及拆迁的亲友进行“劝说”，这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苦衷。

拆迁工作一直是个大难题。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和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一旦投射在拆迁大背景上，比如拆迁补偿标准的公正性，拆迁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等方面，无疑会使得这些纠纷更加盘根错节。而在强拆已然备受抨击的情况下，利用公职人员的亲情关系对拆迁户进行“亲情攻势”，显然是推进拆迁工作的有力武器。这或许是不少地方动用亲情“逼迁”的原因罢。

亲戚、朋友、老师、同学、上司甚至上司的上司，都有可能加入“亲情逼迁”的大军。拆迁户面对一波接一波的“亲情攻势”，再加上为了维系难得的亲情，或许就会被迫“签订”拆迁协议。即便如此，“亲情逼迁”还是搞得一些家庭亲情有了明显的疏离。其实，对于“亲情逼迁”的双方来讲，不论劝说者还是拆迁户，都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劝说者大都有着公职工作，因为迫于上级压力而充当“亲情逼迁”的说客，不仅承受着亲情疏离的巨大压力，游说工作不力还会被批评为“思想落后的表现”。拆迁户虽然百般不情愿，但迫于近乎疲劳的亲情攻势，不少人还是勉强签订了拆迁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拆迁工作的圆满。

拆迁动用亲情“逼迁”，不仅撕裂了劝说者和拆迁户之间的亲情维系，而且无形中损毁了公共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不可否认，那些被公共部门指派利用亲情对拆迁户进行游说劝说的人，本来他们跟拆迁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然而正因为他们跟拆迁户之间的亲情关系，就被指派充当游说甚至“逼迁”的马前卒.

这种明显的利用亲情进行“绑架”的行为，不止会撕裂游说者跟拆迁户之间的亲情，更会疏离他们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公共信任。这些都是公共部门在拆迁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拆迁工作走“亲情逼迁”路线，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一些拆迁户之所以不愿搬迁，除了固有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拆迁补偿标准的公正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

比如补偿款数额与市场价之间巨大的差距，回迁分房中的标准关于男孩政策、嫁入女政策以及外嫁女政策，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充分考虑到拆迁户的权益诉求？拆迁补偿标准的出台，是否经过充分论证并征求了拆迁户的意见？如何在拆迁工作中尽可能照顾到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注意倾听拆迁户的利益诉求，是公共部门无法回避的责任。

动用亲情对拆迁户进行“逼迁”不是一件好事，拆迁工作最好让亲情的归亲情，拆迁的归拆迁，不要撕裂拆迁户和游说者之间弥足珍贵的亲情联系，也不该损毁民众与公共部门之间的信任纽带。“亲情逼迁”很扎眼，却不是新发明。

早在2009年，湖南省茶陵县就已经如此这般实践过了。当年，也是为了修建水库，茶陵县采用“株连”公职人员的手段，强迫村民签订拆迁协议，全县数十名公职人员因亲属、亲戚没有按时签订搬迁协议而被实行停职、停岗、停薪的“三停”处罚。

遗憾的是，即便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拆迁，本质上依然还是逼迁。出于亲情、利益的考量，民众可能会一时屈从，但隐患却并未根除。不满、乃至愤怒，就会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生长。另一种风险是，权力一旦在压制中尝到了某种不经程序即可唾手可得的服从，不仅不会检讨和反省，很可能会变本加厉，从而严重损害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

拆迁既然是一种必然，则职能部门理当遵循基本的程序，遵照法律的规定行事。政府直接出面强制拆迁固然可恶，而裹胁亲情参与其间以推动拆迁同样不堪。而且，某种程度上讲，后者一点也不比前者更人性。其在伤害民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亲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必须明白，公职人员不是职能机构的附庸。政府及其官员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做事情，不仅不应该有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不应该利用亲情去褫夺民众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