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增城市挂绿湖亲属协迁绝不是个案

2013年9月3日，广州媒体报道，增城准备修一个挂绿湖，要征不少地、拆迁不少房屋。与一些地方的暴力拆迁不同，增城采取了亲情“动员”，就是让一些政府公务员或教师去做他们的亲戚的工作，按照一个居民的说法，他们天天来家里做工作，“有时还不止他们，连他们的上司、上司的上司都来了，最多的时候20来个，一屋子人。”

“被亲人催逼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还是逼着你放弃房子，人都是要讲感情的。”而那些公务员或教师压力也很大，“没搞定就不用再回去上班。”以致有人自掏5万元腰包给亲戚，“这才完成任务回到单位正常上班。”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以前到处都有，尤其是一些中原省份，没想到增城现在也这样了。

看到这样的新闻，首先想到一个词：连坐，尽管谈的不是犯罪，但性质似乎有相通之处。另外就是想到了那位美国的“叛国者”斯诺登：要是美国政府给斯诺登的父亲施压，要他去动员斯诺登回来，会怎么样？相信会受到老斯诺登的迎头痛斥。老斯诺登的理据和底气又何在呢？

估计是第一，斯诺登的所作所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任何义务去动员他回来；第二，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给我施压；第三，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因此对政府的施压完全可以嗤之以鼻、不予理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据和底气，美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对老斯诺登采取“连坐”措施。

回到“挂绿湖拆迁”的事。亲戚拆不拆迁跟我何干，凭什么要我去做工作？而且不做还不行。我没有违反单位的任何规章，凭什么（不完成动迁任务）就要我“不用回去上班”？最关键的是：凭什么要我去做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不能拒绝？估计很多人会在心里这么想，但估计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尤其是当面对领导说——换了是我也不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我想无非是因为我们行政部门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而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又太弱了；在某些地方、某些事情上，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而不是权利说了算！也许有人要说，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政府难道不应该这么强势吗？

就像有关领导说的，“强势宣传发动和教育引导，强势引导公职人员带头拆迁，强势实施奖惩措施。”也许吧。但是这却昭示了另一种价值取向，那就是：为了某种宏伟蓝图，个人的权利是可以被“强势”牺牲的、轻视的、不必那么尊重的。有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那么公权力针对私权利的种种过界言行，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了。

针对公务员或教师对这种亲情“动员”感到压力，有领导说“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这是教育大家要大义灭亲啊！的确，大义灭亲的高尚思想曾经很流行，问题是，今时今日，在这样的关节眼上，如此说辞，让人信服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广东增城市政府多个文件要求有关公职人员参与征拆工作。其手段多是亲情逼迁，而多有拆迁户反映，他们因为“交情”最终签署了拆迁协议。更多人则反映，“不签不行啊，搞得你众叛亲离。”而有人出于无奈，在拆迁价格谈不拢时，自己从银行取了五万块钱给了亲戚，这才完成任务回到单位正常上班。

记得葛优有句著名的台词，“散买卖不散交情”。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很多时候亲情的确可以战胜买卖。但是也有战胜不了的时候，在当下社会，这多与土地和房子买卖有关。夫妻反目、丈母娘女婿成仇、避税假离婚到今天的亲情绑架拆迁，房价与拆迁已经构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伦理最深层的挑战。当这位公务员掏出自己的五万元买来了家庭的安宁的时候，其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

也许风暴可以暂时平息，但是对亲情与信任的一种内在的摧毁，会对中国底层社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一时难以预见。拆迁为何成为全社会的痛点，为何拆了房子往往也拆了亲情，背后的深层原因亟待反思。在一桩桩拆迁引发的社会撕裂中，我们不难发现，根本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总是处理不好情、理、法三者的关系。

有些时候基层政府是执法者但也是违法者，譬如张剑案中，动用社会黑势力参与拆迁，最终酿成命案。再譬如所谓的“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大部分时候拆除的都是古建文物和故居，打着保护维修的名义却干着破坏文物法的勾当。有些时候合法拆迁但不合理，譬如有些拆迁方拿到了合法的批条，但在拆迁补偿上随意性很大，增城拆迁之难并不在于村民不支持城市建设，大多都是感觉补偿款上于理不合。

另外就是如亲情逼迁的案例，基层政府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买卖者、无情者。他们对未能按所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征地拆迁的公职人员以及相关单位的责任人“绝不手软”。部分公职人员压力大表现不积极，被增城报刊批评“这是一种思想落后的表现”。这无疑是逼迫公职人员在亲情和饭碗上选边站，将亲情作为筹码，用物质绑架道德，激化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

增城亲情逼迁绝不是个案。东方人讲究和谐社会，精髓在于情、理、法的和谐。拆迁拆散了亲情、戕害了法制，让情、理、法彼此矛盾，甚至三方争争不休，既破坏了现代社会的法制精神，也动摇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基础。这不是拆迁是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