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时候,东荡子、江城、世宾、温志峰、巫国明、浪子和我一起出版了一本合集《广州七诗人诗选》,是我第一次进入到一个群体的诗歌选集中。那时,广州的杨克、杨子、凌越等很多诗人都非常活跃,但以本土诗人的整体形象出现的是这本诗集。这本诗集带给了文学界一个新的印象。 七个人当中,东荡子是唯一的外省诗人,但我们这批从本土出发的诗人朋友都把他视为好兄弟,好的诗歌引路人。就像世宾说的:“东荡子在广东的存在,就是一座耸立的高山,他的诗歌光芒照耀着周围的一切。他给了我们诗歌的力量、勇气。我们已没有什么能馈赠给他的,只有我们的友谊和尊重。” 1999年,我创办《诗歌与人》后,我们的交往更为密切。在一起探讨诗歌时,我们常常为某个观点争辩得面红耳赤,东荡子更是毫无保留捍卫自己的诗歌理念和价值判断。这样的争论是那个时候广州的诗歌氛围,但就在这种互相亮出观点的时刻,大家得到相互的照亮。 2002年,东荡子、世宾和我等朋友一起提出“完整性写作”这一诗歌命题。东荡子是这一诗歌主张的践行者,他思考的是如何用诗歌去消除人类精神中的黑暗,他认为最好的诗歌应是更高更广阔的光明境界,诗人应奔走在光明里,而不只是停留在这些狭小的形式黑暗里。 2005年,漂泊多年的东荡子,因为增城文联主席巫国明牵头的“十诗人、作家落户增城”,东荡子成为其中一员,成为新客家人,他也因此结束了青春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朋友们的推荐下,他到增城日报编副刊,发表过很多名家的作品。后来,他在报社的支持下创办了《艺术大街》报纸,因为很多大家、名家都在上面露脸,一时之间,他一只脚又跨到艺术界。 东荡子写出好诗,大家习以为常,但他要把艺术报办得风生水起,这才是大家的期待,期待他因此有一个更有创造性的现实生活。在增城生活的东荡子有时很寂寞,他的很多朋友都在广州。有时,大家也会想念他,下午下班后,我们几位朋友会驱车到他那里,去吃他夫人做的一手好菜。东荡子漂泊多年,过着随风就是一切的生活,尽管有过缠绵的爱情,但爱最终如一江春水东流。 直到他遇见女作家聂小雨。聂小雨不但烧一手好菜,还写一手好散文,出版过散文集《鲇鱼须》。2013年六月,她的书和丈夫东荡子的诗集《阿加斯》一起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六月,东荡子还获得了第一届“扶正·独立诗人奖”获)。一对诗人作家夫妇同时获得广东的最高文学奖,这在广东还是第一次吧。 东荡子去世后,诗人巫国明说,增城政府准备嘉奖他们夫妇,可惜,他再也看不到这属于他们光荣的时刻。东荡子出事的前一天,他的妹妹为他买了一套房,可惜他也没有好福气来享受。每念及此,他的妹妹吴真珍无不以泪洗脸。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哥哥就这样离去。 吴真珍说,她计划成立一个“东荡子文学基金会”,去帮助一些需要扶持的文学新人或设立一个国际诗歌奖,去延伸哥哥的诗歌理想。东荡子是一个有诗歌抱负的诗人,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诗歌充满自信的人,他生前有许许多多的诗歌伟业尚未展开。如今,他在四十九岁的好年华英年早逝,真是天嫉英才啊! 东荡子离去之夜,很多朋友无法入眠,很多朋友在微博上写下悼念他的诗文。在深夜起床看到远处的灯火时,我依稀记得他在五月领奖时说的:“父亲是家乡方圆百里备受爱戴的木匠,既擅长大木,又精工小木;既造房子打制家用,也造棺材修制农具;大木大刀阔斧,小木精雕细刻。 很小的时候,常常看着父亲挑着一担工具走村串巷,有时我也会牵着父亲的衣角,跟在后面。好像那时我就熟悉并习惯了游荡生活,但不知道那种生活对我后来做一个诗人有什么影响,虽然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迁徙在不安的旅途……无知,漏洞,这仍然是父亲给我的启示。无知便需要去认识,漏洞则需要修补。 大自然创造了人,在生命里肯定也留下了许多我们充满无知的漏洞,诗歌便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漏洞,它要求我们渴望无所不在的人性美,以及高贵和光荣,然而无知使它落满尘埃,又更被世俗的利器所摧残。作为诗人,面对漏洞我只是一个修理工,我不能像父亲那样去修造更多的木器,我的工作却必须是小心翼翼去寻找隐秘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些漏洞,并一一修补。” 这样一位立志当诗人的人,这样一位不断去修补人性的漏洞的大诗人,这样一位为这个喧嚣的时代安一颗诗歌之心的杰出诗人,没说一句话就走了。他独自一人去了他遥远的阿斯加诗歌王国。荡子兄,愿你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