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42军命令124师由372团、370团，126师由378团抽调干部、战士和增城县武装部抽调干部共150多人，组成支左部队到增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我们372团，组成了56人的支左队伍，分成五个组，我是三营教导员，担任一个组的组长，炮连连长李汉文为副组长，还有三个排级干部，其他的几个是班长和老战士，全组共9人。组建后，在长宁营区训练了几天，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就匆匆地派到增城。增城在广州东面70多公里处，位于东江北边，南面是平原。 中部与北面是丘陵和山区，增江河贯穿其中，物产丰富，特产有“丝苗米”和荔枝，又名“荔城”。在“大跃进”年代，放高产“卫星”被誉为“东江骏马”，也可算鱼米之乡。由于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增城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夺权。我们支左部队来到县城，所见之处，一片混乱，县政府无人上班，当权派靠边站，各级领导都瘫痪了，全县出现无政府状态。 增江公社支农 我所领导的支农小分队，被派去增江公社。到公社，武装部部长谭伯章接待我们，安排住了下来。公社冷清得可以罗雀，春耕大忙季节，干部都跑回家了，没有人管事。第二天，根据上级指示，我成立了增江公社临时生产指挥部，自命为“指挥”，李汉文为“副指挥”，同时吸收公社武装部部长老谭和副社长老韩参加，并叫老谭通知所有的公社干部回公社开会。 第三天，除了两三个干部没有通知到外，其他19名公社干部，包括被“造反派”揪斗出来的公社书记和社长全部到齐。加上我们9个解放军，坐满了一屋。首先，我宣读了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决定，说明来意并作自我介绍说：“我是万人杰。” 因为我不会讲广州话，怕他们听不明白，又加了一点注释：“万”就是“毛主席万万岁”的“万”，“人”是中国人的“人”，杰是英雄豪杰的“杰”，是公社临时生产指挥部的“指挥”。并对其他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在此时这个特定的环境，就是支农的一个解放军战士，作用也大得很。 接着组织大家学习了２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号召大家要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同时，又学习了周恩来总理3月19日在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这些精神，我要求公社所有的干部，包括公社书记、社长一律与解放军一起组成几个组，分片包干，立即深入各大队，抓好春耕生产。前段时间，广大贫下中农眼看春耕生产无人过问，无不忧心忡忡。他们知道只凭喊口号“造反”是出不来粮食的。 他们要靠种好地，打了粮食才能保一家温饱。这次，听说毛主席派解放军来抓春耕生产，高兴得纷纷奔走相告，自觉地集中起来，听我们宣讲《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立即行动起来，投入春耕生产第一线。 时逢天旱，不少地方缺水办田，我立即叫公社干部组织劳动力，修复排灌系统沟渠。这些沟渠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多年失修，经过几天奋战，我也带头参加，修好了通往庆丰大队水库的所有水渠，开闸放水，保证了春耕的用水，胜利地完成了播种、插秧的任务。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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