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堤是新塘的旧名，“十里娇歌传玉笛，一弯残月泊沙堤”一语相关，独到妙处写出当时新塘江边表面娇歌玉笛的繁荣却实质如残月般凄冷的景象。五六句表达诗人对新塘华屋内岳父、未婚妻子和新塘父老乡亲的深切怀念，更对营垒千秋的父亲和反清将士的沉痛追忆。“扶病西州他日路，潘郎怀旧岂堪题。”面对民族危难而又壮志难酬，诗人悲愤慷慨的民族气节跃然纸上。 《舟发寄湛用喈、钟裴仙、湛石天》把对增城人的浓情厚托寄诗中.增城新塘是陈恭尹的第二故乡，新塘是陈恭尹的港湾。陈恭尹很多诗作，都渗透他对新塘乡亲的深厚感情，不少作品还通过对新塘的怀念，表现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1658年，27岁的陈恭尹再次离开新塘，前往云贵、湖南、湖北、江苏、河南等地继续进行反清复明活动； 他途经扶胥(今黄埔区南海神庙)时就写下《舟发寄湛用喈、钟裴仙、湛石天》：“扶胥古渡水凄凄，雨后移舟望欲迷。数口寄居秋草外，一身为客楚云西。家无兄弟依良友，地夹河山畏鼓鼙。知已片言应不负，乱离妻子藉提携。”为了实现矢志抗清的抱负，诗人把已有身孕的妻子托付给新塘亲友照顾。然而，第二年，当他闻知明永历帝已逃至缅甸，便又失望返回增城新塘。 可见，新塘不但是诗人生活的港湾，而且是他抗清复明活动的大后方。《村居即事》是对贪官污吏的有力控诉.康熙初年，增城知县徐凤来贪婪无度，狂征暴敛，民不聊生。其间，陈恭尹写下大量极具人民性的的诗篇。烩炙人口的《村居即事》（五首），就是以增城乡间所见所闻为题材的佳作。 “渚西佳丽旧层层，彩薄朱栏画未能。却好夜来征檄过，黄茅初见一家灯。”绥福河以西东江沿岸增城南部一带，本来如“佳丽”“朱栏”般繁荣，但征税的文书不断，小商人为逃避横征暴敛，只好出走剩家中一盏灯。繁华的街市被“征檄”弄得一派惨淡。”青枫成血立河旁，新筑河桥百尺长。犹是君侯留爱地，县人不肯种甘棠。“ 横跨增城绥福河百尺长的沙滘惠济桥，是知县滥征民夫，乱拆民房，为其树碑立传所修建。但深受其害的百姓又怎会栽种为其歌功颂德的“甘棠”树呢？“丝丝寒雨湿飞尘，草绿平田不是春，伏犊山中虽有虎，农夫争避带刀人。“春雨纷飞，平畴稻田却长满鲜绿的野草。新塘北部的伏犊山虽有猛虎出没，但农夫还是争相往山中躲避，以免遇到带刀的官兵。良田荒废是因为苛政猛于虎啊！“死生由吏不由天，鸩毒随身始出门。都怪比邻新病者，七星坛上更招魂。” 老百姓的生死祸福已不由天，而全操纵在官吏手上，只要出门，就会遇上如鸩毒般致命的祸害。人命如此贱薄，有病为何还要请人设坛招魂呢？“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苍颉造字曾引发轩然大波，连鬼也哭嚎，可是官吏们可以利用文字压榨人民，却在唱歌。官兵的三尺宝剑与官府的方寸官印，都是杀人武器。谁知道哪样杀人更多？ 字字血，声声泪。这是诗人对当时官吏残酷压迫人民群众，草菅人命的有力控诉。传说，时任广东巡抚王来任读到陈恭尹的诗后，微服到增城查访，后把在增城为非作歹五年的徐凤来撤职充军。陈恭尹以诗作戈，为民除害，深受增城人赞颂。年年相约荔枝红，陈恭尹为增城荔枝和文化添光增彩:“年年相约荔枝红，挥扇高谈几老翁。挂绿凝冰知在念，未堪邮寄海船风。” 陈恭尹写了大量荔枝诗词，烩炙人口的《寄何孟门，时客琼南二载矣》只是其中一首。清初，“粤中荔枝以增城沙贝（新塘）所产为最”，新塘是荔枝尚书怀和挂绿的发源地。“三藩之乱”事件，陈恭尹涉嫌入狱半年多获释以后，虽然离开新塘，定居广州城南，过着以诗自娱的生活；但他仍经常以诗会友，往来广州新塘之间。尤其荔熟时节，他与屈大均、梁佩兰、湛祖贵等文人雅士汇聚新塘，举酒高谈，舞文拨墨，写下大量吟咏增城荔枝的诗篇。 “年年相约荔枝红”。陈恭尹的诗歌为不仅为增城荔枝添光增彩，而且增强了民间文化交流，为增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陈恭尹虽然不是增城人，但增城人的大义豪情，使陈恭尹对增城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增城生活期间，关心增城人民疾苦，体察荔乡风土人情，写出大量充满增城特色而又极具人民性的诗篇。增城人哺育了诗人陈恭尹；陈恭尹的诗歌为为增城文化史册增添了闪亮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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