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抗日儿女投奔延安的艰辛历程

        根据增城老人"徐辛雷"的投奔抗日根据地的亲身回忆,让我们可以间接了解到那个动荡的年代，当时增城人的思想面貌和生活情况！也使增城市人民加深了解"落后就容易挨打"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记增城抗日时期,那群为了增城今日繁荣安定作出牺牲的前辈。只有增城市安定团结才有更大的发展。

 

         徐辛雷是增城籍的抗日宣传先行者，优秀的增城作家。这是作者徐辛雷1983年9月1日写于医院的回忆录。这事距今超过半个世纪了，说起来时间很长，但总觉得象不久以前的事。这事说它不平凡吧，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发生了千千万万这样的事。说它平凡吧，从增城这些人的年龄、经历、家庭出身说，能不畏艰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摸到革命圣地，那是不平凡。（以下为自叙）

 

　       在三十年代初，日寇侵略东北，国民党不抵抗；土豪劣绅，肆意横行；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敲诈勒索，无处不有；鸦片烟馆，公开设立；娼妓成群，招摇过市；赌场成排，喊声震天；穷苦乡民，流落街头而饿死；乡亲被劣绅诬告，倒吊而丧命；大批的农民，被迫而“过番”……一句话：三十年代的故乡增城，乌烟瘴气，漆黑一团。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当时我们青少年的一股思潮：不满现实，愤世疾俗，牢骚满腹，疾恶如仇。

　        后来，我们读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才知道那种制度好，那种制度坏。又读了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开始懂得一点一切罪恶的社会根源。进而读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书，才认识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开始了解社会发展趋向；我们年青人应该走什么道路。接着，我们组织了带秘密性的“读书会”，在谈得来的同学中，传阅一些进步杂志和进步书籍，交谈和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和时局问题。由于时代所迫，我们从青少年起，就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国事逐渐有所了解。

　        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抗战；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宣言；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被镇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七君子”被捕；十二月的“西安事变”……这些事件，都促使我们的年青人发出抗战的怒吼。特别是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战火已燃烧到跟前来了，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不挺身而出，奋起抗战，就完蛋了。接着，在一九三八年春初，日寇空炸增城凤凰山，炸死了几十人，有的是我们的同学。血溅到被炸塌的半截墙上。一块带着长头发的女人的头皮，落到西角巷一位老太婆炸油堆的炉前。我们亲眼看了这些景象，含着泪水，怒吼起来了！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组织了街头演讲，就从日寇空炸凤凰山血迹斑斑的事实，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抗日救国的宣传小队，组织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初，我们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县党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每月拨给我们一点微不足道的宣传费。这个团体，当时报名的有八十余人，能经常参加工作的有二、三十人。县城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象干柴遇着火似的，一下就燃烧起来了。烈火从城内逐渐向乡村蔓延。但，好景不长，到了六月底，国民党县党部，因为我们搞的群众阅览室，里头摆了一些进步书刊，就借口“经济困难”，下令停发宣传费了。并且以绅士新派刘阶蓂、黎绍熹及国民党县党部的姚锦泉（外号沙胆）一伙，另组织了所谓“抗日救亡活动”。

          他们抢占我们的演出台子，大唱其“毛毛雨”、“桃花江”；大跳其淫秽的扭屁股舞，演员免费供应冰镇汽水。并向我们的团体挖墙脚，竟将我们团体里的几个女演员拉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只好拿了刻好蜡版的传单，到国民党县党部去印刷。那里有现成的油墨纸张。结果，县党部里有个“哨牙”的官员出来干涉，要撵我们走。我们就和他大吵了一场，指着他骂他“亚哨”。我们称这叫“大闹国民党县党部”。本来，大家搞救亡工作，是尽义务的。这会，既无经费，演员又被瓦解。我们的团体，剩下的人，寥寥无几了。从此，县城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濒于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

　        原来，在一九三七年秋，我们从进步报纸《救亡日报》的中缝里，看到过延安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当时曾打算去延安，可是一打听，粤汉铁路被炸得不通车了，此行未能实现。这会，自然就想起这两所学校来了。于是重新串连，自然也是经过一番斗争。有位从广州中山大学回来的大学生，竟劝我们别去，说：“大西北的冬天，冰天雪地，连耳朵、鼻子都会冻掉的！何况还吃小米，住窑洞！”我（原名徐诚贵）和弟徐亮（徐汝就）听说吴介民（吴杰明）从广州放暑假回来了，他是我们的挚友，都是不满现实的同学。

         1937年曾打算一起去延安的。我去找他，继续完成宿愿。他一听就满口答应了。路费怎么办？我和我弟就对家里说：“我们想到西北一所学校上学，那学校不用交学费，还管吃饭，毕了业还给工作做；现在，只要一笔路费就行了。”家长是个没什么文化，又比较相信我们的话，说了两遍就同意了。后来，吴介民说，他对家里也是半瞒半哄要的路费。并说，他的女友王彦鸿（王燕鸿）也想去。临行前，甘霖（甘志民）也说要去。这样，我们就凑到五个人了。我的年纪最大（二十二岁），王彦鸿最小（十四岁）。

　        八月上旬，我们根据《救亡日报》上的招生广告，到广州找到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表明了我们的志愿和要求。他们说：“到陕北生活是艰苦的，吃小米，住窑洞，路上也有许多困难，你们受得了吗？”我们都说：“我们是经过考虑的，都有思想准备！”他们叫我们写自传、学历和社会关系，还填了申请去延安的志愿书。过了两天，办事处同意我们的要求了。把介绍信交给我们，说：“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路上还得小心，为了避免留难，这封信一定要保存好！”最后又说：“还有广西两三个青年，和你们一起走。”原来这三个青年，男的大概有二十七、八岁了，他颇有点社会经验。一个女的是他的爱人，还有一位是女学生。这一行共有八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