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籍的增城县长回忆抗战期间的县政情况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各县县长例兼的职务主要的有如下几个：

 

　  一、县国民兵团团长：县国民兵团，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推行所谓“全民皆兵”制的一种组织。增城县战地国民兵团，是1939年组织起来的。我来接任时，团本部设在东洞县府附近，当时由中校副团长钟凯（省军管区司令部直接委派的），向我汇报了团内一切人事、业务概况。编制上团本部除团长、副团长外，还有少校团附李惠杰一员（是省军区派来），上尉（或中尉）副官一员，书记、事务员、司书各一员，勤务、通讯二人。

        团下辖两个自卫中队，一个中队驻东洞，担任县府内外警戒。另一个中队驻正果，维持该地区的治安和交通，并配合查缉走私，协助征收粮税等任务。至国民兵团的基层组织是把每乡的适龄壮丁（十八至四十五岁）编成乡国民兵队，乡长兼乡队长，每保一个分队，保长兼保队长。乡队设专职乡队附一员，由团本部遴选受过军训的人员充任。队兵武器由乡队长、保队长就地将公械私械调配使用。乡队部附设乡公所内，常设武装自卫班一班担任警戒通讯、侦察等任务。

　        当时两个自卫中队长都非军人出身，自请辞职。我先批准第二中队长陈子文的辞职请求，而以我在原部队第一五二师四五五团选来一位老连长李北接充。第一中队长黄镜波因系原六十四军军长黄国梁的胞弟，我考虑继续利用他有好处，故劝其打消辞意。但数月之后，黄国梁给我来信，说他弟弟全无军事常识，当不得队长，要我切勿姑息留用，以免公私两误。我乃批准黄镜波辞职，遗缺调第二中队长李北接充；所遗第一中队长缺以陈启懿接充。同时，两中队的排级干部，也加以调整（去劣留精），整顿军容军纪，实施军事政治训练。并着重培训和选用有力的乡队附，搞好国民兵身份证的配发，使兵团各级组织渐臻系统化。

　  二、县田赋管理处长：国民党政府为解决战时军公粮的配给问题，于1941年起把田赋税收改为征收实物，在各县设立田赋管理处。增城地处前线，战事频繁，县田赋处推迟至1942年秋才成立。1943年4月我来接任时，副处长温镇乾（省田赋处直接委派的专责者）一见我就说：“好咯，你来了，有你的军威，今后不怕征粮不够了。”接着他向我汇报了该处编制人事业务概况如下：第一科科长曾瑞文（主管总务，第二科科长陈典文（主管经征），第三科科长汤朝创（主管收储。以上每科科员二人。另有办事员、雇员数人。

        此外，处下还设派潭、正果两个征收分处，以利征缴。关于赋率方面：全年每亩征实为壹石二斗五升（应交的国家粮，主要是军粮）；征购为七斗五升（名目是国家付款收购，其实购款是空头的）；另附加公粮五斗（是拨给省、县公务员食粮）；积谷壹斗（留县储存备荒作账济），这是当年省田赋处统一规划的标准数字（每年根据省参议会通过决定）。但在沦陷的县，又划分为安全乡和敌扰乡，安全乡叫全征区（十足征收）；敌扰区叫半征区（减半征收）。增城绝大部份沦陷，只有十六个乡为我方政令所及的，而其中仅东高、灵山两乡是全征区，其余都是半征区。因此，年征粮约共为八千石左右（指我未到任前的数字）。这里要附带说到，县设有“粮食集中仓”（主任黄玙阶是省粮食局直接委派），田赋处与集中仓的关系是将实物交收，转帐报销的关系。而田赋处在各征收分处之下也设有收纳仓（派潭区五个，正果区四个，每个仓设管理员一人，助理员、仓丁若干人）。专负收储保管出粮之责。

 

　  三、县税捐征收处主任：我未到任前，县的税收简单，主要是屠宰税一项，采取分地区定额承包或给私人代收办法，故没有独立设置税捐征收处。我到任后，感到县财政收入太微，必须整顿税收，广开财源，故决定照编制设立县的税捐征收处。由我兼充主任，程昌兼副主任。内分两课：税捐课课长李其焯、总务（兼巡察）课课长张超群，另课员、巡察、征收员若干人。这样统管各项税收，除屠宰税（每屠一头猪按大小重量征收一元以上）外，还对较旺的集市如正果、派潭、小埔高滩等处收摊位租以及其他营业税、所（利）得税等。在较小圩场，采取定额给人承包代收的办法；在较大圩场，则派出征收员直接征收（如派潭、正果、腊圃、东洞等处都是派出得力征收员负责）。这样整顿以后，不到半年，每月的税收即比我未到任以前增加约三倍多。职工薪资也有了相应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