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籍的增城县长回忆抗战期间的县政情况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各省、市、县都有党、政、军联席会议的规定，美其名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抗日、救亡图存为目的”。其实就是破坏国共合作，进行反_共活动。1940年前后，改为“党工会报”。名称不同，任务是更进一步疯狂反_共反人民。我到增城后照样执行这种会报，出席参加人员按规定：县长（为当然主席）、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政治科长、县党部书记长、秘书；防军方面，东洞指挥所指挥官，团级以上的政治指导员；每周开会一次，主要除将本地区异党（指共产党）活动情况互相汇报交流外，还讨论如何防止共产党活动，进而肃清共产党的问题。

          特别着重从根本健全保甲制度，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防止“异党”活动。如一次（1944年某月）会议决定，由党政军三方面派员落乡宣导，组织三个队，第一队长李友庄，第二队长黎绍熹（县党部书记长），第三队长孔昭人（防军团指导员）分区负责，逐乡召集保甲长开会，督办“五户联保切结”（主要规约：不参加异党，不替异党做工作，不窝藏异党份子……等，一户有违反，四户须揭发，否则连坐法办）。

　         防军指挥官李荣梧建议组织防谍网，加强情报工作，后一致通过：一乡一个防谍队，乡长兼队长，一保一个防谍分队，保长兼分队长，每甲设防谍小组，甲长兼小组长。如有共党在本辖区出现，及时上报，一面作相应破坏。　  逮捕共产党人或进步革命人士，办理所谓“自新”手续，均须提出该会讨论通过，如属紧急处置时，也应事后报会追认。例如县府先后逮捕王世模、王若冰、宋小玲、张冠雄、汤自持等地下党员迫办“自新”，然后交保释放，都经过该会的讨论通过或追认的。 上级对“党工会报”的表现，也十分重视。每月终须将各次会报情况分别填表向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省政府、地区专员公署各呈一份。而七战区根据汇报表评定各县会报的优劣等次列表公布于各县。国民党党政军各级组织对这种反动措施是极为坚决贯彻执行的。

　       1943年秋，增城县府受理枚都乡罗××与×××因争田地一案，互讼数年未能解决，经我与秘书兼承审员程昌，政治科长罗少雄三人召集双方当事人同到实地勘察，调契详研，最终判决土地业权完全归罗××所有。但事后据密报，在办此案过程中，科长罗少雄与枚东乡乡长罗灼文互相勾结，拉同姓关系，由罗灼文暗中疏通向当事人（即胜诉者）罗××索取所谓手续费两万元送给罗少雄收受。我查确此事后，本该对罗惩处。但又念罗是自己亲信，似宜留有余地，所以不明文撤职，更不查办，而着秘书程昌通知他离职离境算了。

　      1944年3月底，秘书程昌一次对我说：“4月1日快到了，就是你到职一周年的纪念日，而且昨天正奉到中央铨叙部给你的官阶（荐任五级）的通知书，又是一件大喜事！双喜临门，一般当大老爷（县长的旧称呼）的惯例，遇上这些好日子，都请请客热闹一下的。”我说：“好！我们照例请个简单的便宴，由你主持去办吧。”到了“四·一”那天，所属机关、乡公所、学校等送来有：彩旗、银盾、银杯（均有恭维句语，从略）、鸡酒、炮竹等不少礼物，我也领受起来了。是晚摆了近十台酒席，大放炮竹，颇形热闹。说明旧官场吹捧贪贿的一斑。

　      1944年6月间，日寇突袭派潭、正果一带，县田赋处的收纳仓如：洪田、回龙、洴汾、黄沙氹几个仓都陷于极危险界内，在此紧急关头，除以低价将稻谷出售一部分给当地群众外，其余无法抢救埋藏，只好“听天由命”，原地封闭，加以伪装。迨日寇退出派潭后，检查各仓稻谷大部安全，只被偷走了共约百石左右，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一日，田赋处副处长温××和我密商关于报销此次损失稻谷的问题，对我这样说：“你当这个穷县长，捞不到一点油水，尽人皆知。我看，我们乘此机会，骗上不骗下，对此次损失稻谷，大可报大数，捞一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这样做，对我帮助很大，主要是替我筹谋了日后下台时一笔偌大的交代费（对上要送厚礼，对下要利用旧职员办交代，例发双薪，至少一年半载，才能办结），这笔钱有了着落，使无困难，我就安乐了！请你亲手慎重办好此事吧”。他愉快答应，拟好文稿亲送我核行，我便向上报被敌烧毁稻谷九百石，报大九倍，经补具县党部、驻军指挥部、地方财委会的证明呈缴审核，即获得批准注销备案。对上述机关签盖证明的那些负责人，我也赠给了一部分稻谷（确数记不清，大概共约百余石左右）。其余是我值六成，温副处长值四成。我们趋火打劫，贪了一笔。

　         1943年增城的田赋征收，只东高、灵山两乡作为安全乡划为全征区（即照规定十足缴纳），其余各乡为半沦陷区划为半征区（折半征收）。1944年开征前，省田赋处令饬各县对征区作从新规划上报核定，我和副处长温镇乾协商决定，把以前半征区一律划为全征区，是不顾下情，没有提出县务会议讨论通过，即一意孤行；因此，受到当地士绅和乡长们联名向省政府，绥靖公署提出反对，但上级予以批复驳回。这种反动措施，增加了对当地群众的剥削，深感遗憾！ 增城县当时按规定系战地县是免予征兵。但两个自卫队士兵是一年一度抽签换征的。而中签者，多数以高价（谷）雇人顶替，兵团的副团长，自卫队长朋比为奸，便乘机向应征者收取贿赂费每名五、六担谷，即可免役。此外还公开吃空额，副团长、中队长至少吃五名上下，逃亡的士兵，也不报不追，一并吃了空额。

　          我在到任之初，曾下决心搞点名堂出来，希望调个非战地县份的大县。又自以为任职增城己相当“卖力”，其实做了不少害民工作。如：1944年度征实征购，超征了一倍多，增加人民痛苦，列为全省的第一名。省府且转呈行政院特别嘉奖。党工会报工作这种加紧反_共行为贯彻执行最优，第七战区长官部曾传令嘉奖，我对这些所谓“政绩”自鸣得意。1944年秋在曲江开全省行政会议后，省主席李汉魂召见谈话时，当面给我好评，说是：“会用人，搞得不错”。我急功近利，写信给民政厅长何彤请调别县（非战地县份），图个肥缺。何复信大意说：“为时未到两年，正宜驾轻就熟，继续努力，望勿急躁，容当图之”等语。但自己深深感到在此继续干下去，只有吃苦头，比原来的军职更苦，这又何苦乃尔，于是决心向省主席李汉魂提出辞职书，李电复批准，遗缺由邓琦昌接充。我原拟回罗定原籍，偷闲一个时期再说，但忽接六十三军军长张瑞贵电话：“长官（指余汉谋）要你回一五二师接四五六团团长，问你意见如何？”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好意思又回去了。”张说：“老马识途，大家望你回来，不要辜负老板（指余汉谋）的好意，你考虑考虑，今晚答复我。”

          我知难却，决定硬着头皮，恢复戎装，见步行步。并以“服从命令”四字答复了张瑞贵。过了几天，新的委任状到了，新任县长邓琦昌也到了。我1944年11月1日离开东洞县府，赴从化良口接任新职，临行前蒙东洞各界群众开会欢送，万千感想，暂且不赘。县府的交代业务，我托原任秘书程昌主持一切。他带着一批旧职人员按日常的办公制度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告办妥结束。而省方审核竟拖延至1945年年底始批准备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