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市石滩镇下围村党支部书记郭水满走在村道上，脸上写满笑意，“听说我们村的‘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制度搞得好，最近好多领导和兄弟村都来考察学习呢！”看着新制度下，村里头一派生机勃勃大发展的气象，对比20年来下围村的重重矛盾冲突，这位老书记感慨颇深。 思变:下围村的“前世今生” 下围村地处石滩镇东南部，紧邻东莞城郊，区位条件十分优越，是原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成为原增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一时的大开发、大建设热潮，推进了下围村的大发展。但这种发展犹如昙花一现，由于缺乏科学民主管理，缺乏上级组织的规范引导，以征地拆迁、物业出租及工程建设为核心的村务财务管理混乱; 引发了下围村长达20年的干群关系紧张和派系斗争局面，甚至发生了一系列集体越级上访、进京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各类矛盾和问题重重，村务混乱，毫无组织纪律性，真是让人苦恼不已。”郭水满回忆道。转折发生在2014年1月份，村两委班子换届，担任了下围村10来年支部书记的郭水满获得连任，而年仅36岁的郭庆东则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这“一老一少”的核心组合形成了下围村变革的内驱动力。“书记做了很多年，对我们村的情况非常了解，是非利害也有独到的判断，经验丰富，而新上任的村长年轻有想法，敢于尝试，把许多新鲜的理念带到村务治理中，他们俩取长补短，配合非常默契。”一名村民告诉记者。 穷则思变。面对20年来的“乱账”，下围村新上任的两委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认真分析了过去历史问题之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过去，下围村成为‘上访村’和‘问题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村两委与群众之间交流不足、村务不公开、决策不透明，因此工作难以让村民信服，村民也不愿意配合村两委工作。” 郭庆东解释道，“在这样的反思下，我们新一届村两委领导班子很快统一了思想——作为村干部，只是村务财务的‘组织者’和‘保管员’，不是‘老板’。对于村里大小事务，要让广大村民参与进来，共同商议，集体决策，这样才能精诚团结，集中力量办好村里事，下围村才能有新发展”。就这样，以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核心，推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新模式的探索在下围村拉开了序幕。 转变:从“争权”到“还权” 郭水满告诉记者，实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新模式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必然。这种模式的推行极大程度扭转了村两委少数人意志代替村民代表大多数意志的局面，使下围村实现了从“争权”到“还权”的转变。“民主协商、一事一议”村民自治新模式主要建立在两个“一”上，即“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村民代表会议”和“一套完善可行的村民代表议事程序”; 这两个“一”的规范化都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下围村村民代表议事制度》(下称“《议事制度》”)得以保障监督。为确保作为具有决策权力的村民代表会议的村民代表的广泛性，下围村首先实行了村民代表民主选举。“我们的做法是结合各合作社的户数和人数情况，每5到15户由村民民主选出1名代表，该代表可获得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利。” 郭庆东说。根据《议事制度》规定，村委会成员应列席村民代表会议，但作为非村民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则仅“享有议事权”，而“没有表决权”。这一规定明确了“还权于民”的决心。此外，《议事制度》也对村民代表会议召开的频率及有效性作出了详细规定，即“村民代表会议由村两委负责召集，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一般每个月举行一次，特殊情况时，经两委提议，可随时召开会议。 每次会议到会代表人数必须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会议方为有效。”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委会的议事大厅召开。议事大厅内分设有主持席、代表席、列席席、旁听席、监督席及发言席六大功能分区，与会人员必须佩带相应的会议牌证对号入座和履职尽职。议事事项大到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小到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涵盖了下围村发展的方方面面。 “议题一般由村两委提出，首先经过村两委联席会议充分讨论，随后形成初步方案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审议。而议题在上会前，我们还会经过3天的公示征求意见，以便村民知情，也留出时间让他们把意见反映给村民代表。”郭庆东说。村民代表会议上实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制度，有意见的村民代表及列席人员可通过申请5分钟的发言时间及3分钟的补充发言逐一发表看法参与议事。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