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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的3亿贪腐启示: 当官勿以经济学思维取代法治思维

2014-11-9 06:28| 发布者: lujunfei| 查看: 661| 评论: 0|原作者: 蒋萌/傅达林

摘要: 2014年10月份,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 ...
2014年10月份,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曹鉴燎的近3亿元“腐败果实”,是通过20多年“腐败生涯”累积而来。巨额的贪腐数字令人惊愕,曹鉴燎多年“腐而不倒”让人沉思。

其实,曹鉴燎早有反常之处。走仕途的人都希望获得升迁,但曹鉴燎却多次不接受上级提拔。原来,上世纪90年代,广州启动珠江新城建设,镇村一级在土地转让过程中有很大的自主权,且监管制度不完善,这让时任沙河镇党委书记、镇长的曹鉴燎看到“发财良机”。曹鉴燎嘴巴上说要为基层群众服务,其实却是觉得镇领导的位子“更值钱”。

直到相中天河区“捞钱”机会更多,才欣然上位。干部已然腐败,却多次获得提拔机会,这种吊诡让人看不懂。事实上,对曹鉴燎的质疑和举报早已有之。曹鉴燎落马后也说过“1992年我就收了人家一笔钱,组织上也没有深查”。“没有深查”已然透露出监管的失范。报道还说,曹鉴燎几乎不亲自收钱,而是通过腐败代理人、亲属等“代劳”。可再怎么遮掩,也是掩耳盗铃。

如在增城的“三旧改造”中,只要是与曹鉴燎“钦定”的地产商有关的项目都能轻松获批,这在当地是人尽皆知的“规则”。如此赤裸而明显的腐败线索,纪检监察机关何以“反应迟钝”?贪官多好色,曹鉴燎也未“免俗”。从1988年起,曹鉴燎就陆续与11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这些女人中,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公司高管、餐馆经理、网球店保健员。

曹鉴燎给情妇们买房、买车、安排提拔,还有情妇打着曹鉴燎的招牌做起“腐败中介”。更令人乍舌的是,曹鉴燎还曾给一名情妇1700万港元“分手费”。如此多的花花事,涉及形形色色的女人,要说能做到“绝对保密”,不被外界耳闻,谁信?遗憾的是,生活糜烂的曹鉴燎还是“边腐败边升官”。

曹鉴燎“翻船”,据说源于当地一个村子在旧城改造中整个村班子成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随后牵出曹鉴燎。但仔细分析,曹鉴燎的“覆灭”何尝不与当下中国强力反腐的大背景紧密相关?事实上,随着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被严肃查处,反腐败正像多米诺骨牌般向各级问题干部、腐败分子压倒过去。

曹鉴燎们被纷纷揪出,一些部委成为贪官落马“重灾区”,既是对过往监管与反腐不力的反省并弥补,又让公众看到了高层不惧揭丑、不惮刮骨疗毒、坚决整顿吏治、对党风政风正本清源的决心与信心。而在这背后,则是将权力关进监督的笼子、通过民主与法治严格厘清权力的边界。反腐败、作风建设、权力约束“永远在路上”已是新常态。

如此庞大的数额令人震惊,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副市长所奉行的官场逻辑,媒体形容为一个“亿元市长”的“腐败经济学”。从担任镇领导时,曹鉴燎就开始贪腐,而贯穿其边腐边升全过程的主导思维,乃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他,拒绝提拔只为坐地敛财,除非有“含金量”更高的职位。他广泛结交商人老板,精心构筑自己的“腐败合伙人”,将腐败当作项目工程一样不断“做强做大”。

梳理曹鉴燎腐败的轨迹,无疑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但我更关注其所谓的经济学思维,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主导很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都是这一思维。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不仅学经济学的人大量进入领导干部阶层,其他官员也深受熏染。当经济学思维极端化,官员的眼中就只有GDP,只有各种经济指标,只有利益最大化。

用这种思维作为执政的主导思维,在推动地方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权力与资本过度紧密,并对官员个体行使权力产生深刻的潜意识影响,为权力进入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奉行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始终关注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原本是市场主体的主导性思维,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可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当官上,便会将权力导向一个“勾兑”的利益市场,滋生出各种权钱腐败。从曹鉴燎身上,从这些年落马的贪官身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他们都有结交商人老板的喜好,这种“朋友圈”恰恰就是在所谓经济学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不难看出,对掌握地方发展大权的官员而言,将经济学思维奉为圭臬,抛弃法治思维,缺乏制度的约束,后果是多么可怕。

以权力入股,用权力投资,采取经济学思维“运作”权力,像曹鉴燎一样营造起贪腐的产业链,实现腐败效益的最大化。一切都被置于投资回报的经济利益衡量之下,权力产生腐败在所难免。当然,经济学思维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官员无论在推动发展还是公共决策时,都需要有经济学知识,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做纳税人最为精明的职业经理人。

但这不意味着要将经济学思维作为权力运作和执政的主导思维,因为在国家的职能配置中,官员是为社会、为市场运送公平正义的,所以法治思维才是执政的主导思维。官员应当用法治思维取代经济学思维,即便是推进经济发展也需要采取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只有恪守法治,权力方可远离诱惑;也只有恪守法治,市场公平方可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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