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权力的迷念，在曹鉴燎的为官经历中一览无余。据媒体2014年10月份报道，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曾因镇领导位子“含金量”高，拒绝组织提拔，为留任敛财让下属联名写信挽留。任职广州副市长期间，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 镇党委书记“一把手”位置和主管旧城改造的职位被曹鉴燎认为是“含金量”高的位置。在任职上述位置期间，以权力为筹码、用经济学思维“运作”腐败产业，精心营造起一条贪腐产业链：许多地产老板、村官、实权派官员前呼后拥，有人为他买别墅，有人为他建会所，有人充当他的“投资代理人”。俨然建立起了一个“贪腐王国”，且有恃无恐。 舆论常常用“土皇帝”来形容这些乡镇“一把手”，“一把手”权力之大、监督之难由此可见。大拆大建常常引发外界质疑不断，可曹鉴燎的仕途非但没有受到波及，某种程度上，大拆大建反而被当成政绩，往往一边腐败，一边升迁“含金量”高的位置。由于贪腐过程隐蔽，这些污点一开始并不容易被外界察觉。等到被人质疑时，又因官员大权独揽、监督失灵，质疑声很快就淹没在他们高升途中。 迷念权力的背后，是对拥有金钱的欲壑难填，是欲望的无限膨胀，是对权力本质和信念的迷失，更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缺乏敬畏之心。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十八大后的反腐浪潮中“一把手腐败”以及官员在“大拆大建中堕落”已经不再陌生。 过去的几年，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破解一把手腐败的难题。包括审批权下放，推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等等，但一直被批评治标不治本。到底该怎么样反腐才更有成效、才更彻底?广纳群智，博采众长，无疑是先决条件。十八大以来，大批贪腐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应声落马，表明了中共反腐的决心。 梳理大部分贪腐案件后，不难发现，之前被定义为“中国反腐：政治内斗+媒体炒作+网民狂欢=贪官倒台”的黄金定律已经不再成立，而更多是看到的是向制度层面反腐迈进的步伐。现在已经没人敢低估“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七个字的分量。曹鉴燎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成为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脚注。更多的“曹鉴燎”们应该警醒，“玩弄”权力，终会自食恶果，追悔莫及。 在去年曹鉴燎传出被查、风声较紧的时候，曹鉴燎让“小弟”苏某等人赶紧出境躲避，苏某等老板也劝曹鉴燎一起走，但他最后还是没走。“很多人都很纳闷他为何不走，也许他腐败了20多年，自信自己还能躲过这一关吧。”该人士说。一个人有自信本是好事，而像曹鉴燎这样一腐腐败了20年，还自信能躲过这一关，无不叫人深感反腐之路的艰辛。 纵观媒体披露出的曹鉴燎轨迹，腐败自信无非源自以下三方面：首先，腐败事实年代久远，存在取证难。曹鉴燎收受第一笔贿赂的时间发生在1992年，已经过了20多年，有些证据随着时间推移已自然灭失，执法部门取证绝非易事。其次，曹鉴燎早已取得经济师资格，深谙土地运作规律，或许认为做的天衣无缝。第三，行贿受贿隐蔽性较强，多“一对一”实施，有些行贿者已跑路，执法部门坐实自己腐败比较难。 如果不能坐实，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以法治手段惩处就会陷入尴尬。查处贪腐，不光对腐败20年曹鉴燎，依法取证之路都非无障碍，这是与腐败作斗争必然遇到的问题，执法机关早有心理预期。贪腐不是仅为天知地知的之事，而是只要做了就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供执法机关通过科学的侦查手段获取处罚证据。不然像刘志军、张曙光、苏顺虎等腐败官员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也就说，只要坚守法治，依法反腐，法律不会放掉一个腐败分子。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依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初步查明，曹鉴燎收受他人钱物7000多万元，还有数亿元的涉案金额正在调查取证。 即便无法证实这数亿元为受贿，如果曹鉴燎不能明说来源，其超出合法收入的部分，也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处罚。可见，所谓的腐败自信，在法治利剑面前不堪一击。作为腐败分子，不要妄图潜逃，当前海外追逃的大网已经散开，能做只能是及早向法律自首，争取法律的宽大，而不是依然滑稽地自信能够安全过关。作为有腐败苗头的官员，也要及时收手，法律对曹鉴燎的查处，就是最好的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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