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籍华侨对家乡的贡献概述

           增城市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不少因为生活困难而到外国求生的增城侨胞依然心系增城.我国从明代中叶起就陆续有人到南洋马来亚、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谋生。贫苦农民在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榨取下，无以为生迫得铤而走险。另方面，帝国主义者为了开发这一带荒漠地区而招募大批华工，很多人是通过“卖猪仔”去当苦役。在海外谋生的华侨，他们带着中国人民传统的勤劳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离乡别井，飘洋过海到异国去从事最艰苦的劳动。他们在海外披荆斩棘，大力开发，为居住国创造了繁荣的经济文化。华侨在海外，备受压迫榨取，生命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他们对祖国、对家乡无限热爱。我们就增城旅居外国的华侨华裔的历史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访问其亲属友人和查阅有关的历史记载，写成这篇文章。希望人们能从局部看到全局，部分看到整体，对我国的华侨华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远在1821年以前，增城就有不少人到马来亚半岛霹雳等埠谋生。出生于福君都（福和地区）良田郑屋村的郑景贵，字嗣文、号慎之。年20岁（1841年），因家境日窘，便远涉重洋到霹雳州，助其父经营锡矿业。其父经营有方，矿业蒸蒸日上，有长足的发展。于是社会地位、个人声望日隆，英人为了统治侨民，利用郑景贵的声望及其在华侨中享有的威信，乃封以“甲必丹”荣衔，以抚辑华族侨众。从此声望益高，资力益厚，年积月累，其富遂甲一方。其时我国直隶省境，水灾筹赈，直隶总督李鸿章贻书求助。景贵即助以巨款，而归善于其母赖氏。鸿章请于朝。以急公好义表其闾。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值中法之役，景贵赡军事，闻于朝，得旨赏二品衔，并封赠三代如其秩。又为本邑筹助士子进庠册金，建增江书院，皆捐助巨款，其他凡遇赈灾恤贫，修桥筑路诸善举，闻必乐输，输必优厚，不可胜数。其卒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位华侨巨子，热爱祖国家乡的事迹，至今乡人仍称道不衰。

 

         清末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国，到南洋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和组织革命力量。南洋等埠爱国华侨纷纷声援，资助革命党人。出生于马来亚大霹雳雾边埠的原籍福和官塘村人郭继枚，时年十多岁，就学于霸罗育才学堂。聆听到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为其革命思想所薰陶。日后他返回祖国，目睹清政府的腐败与同胞的疾苦，更加增强其参加革命的意志。郭继枚复返马来亚，经雾边埠小学校长郭君保介绍，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在华侨中秘密串连鼓动和募捐。其父知其加入革命党，则命其与邱氏女订婚，冀其成亲后为爱妻所劝阻。辛亥正月，郭继枚勉强成婚。时值同盟会商定在粤起义之际，因此婚后三天，即随革命党人赴穗。临行时对其妻曰：“男儿有志未遂，何以家为”。并说：“我误卿矣，此行成败不可知，愿毋我念，倘有不测，幸卿为我尽孝矣。”

 

         郭继枚抵香港，即从事运送武器回粤工作。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在黄兴的领导下，起义爆发。郭继枚加入攻打总督署的决死队，战斗一打响，郭继枚冒险争先，在双门底一人用炸弹炸毙了八个清兵，为队伍直插总督署开辟了道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队伍遭到清军疯狂反扑，终于失败。郭继枚在撤退中中弹牺牲于大南门三兜树附近（即今北京南路），时年刚满19岁，成为著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郭烈士为推翻清王朝统治，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为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特别是其不贪富贵，不恋妻室，爱国爱民，勇于献身的精神永远为后人学习和传颂。

 

　        民国以后，增城县华侨对家乡的教育事业非常关怀支持。1926年间，派潭梅都高等小学校校长朱简筒，为了扩建校舍，购买图书仪器，亲自去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捐，受到热情的接待。大家慷慨解囊相助，捐得一笔巨款回来，建筑了一座教学楼、一座办公楼，购买了大批图书仪器，把剩下的款在派潭上圩附近兴建一间戏院，使演戏有个好场所，群众口碑载道，称赞不已。1930年以后，郑景贵的子孙汇款回乡，在他家郑新村新建一座校舍，聘请教师办起一间育才小学。一切经费支出就由郑氏负责，解决了穷山村儿童就学问题，这间小学一直办到抗日战争期间。在马来亚各埠经营锡矿业的梅都派潭杭树下村巨商刘伯群先生，也在他的乡村兴建一间小学，所有办学经费全由其负责，到1938年10月日寇入侵时才停办。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华侨，汇款回来在新塘新街创办华侨小学，并在广州购有房产，按月收租充作学校经费支出。由于华侨出资办学，促进了增城教育事业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原籍本县中新陈岗墩人，出生于马来亚大霹雳金宝埠，东兴、东发锡矿公司总经理李胜利之子李东林，返国就学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李思想进步，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危亡，常与华侨同学研讨救国问题。1937年春，李由上海返增城在中新开辟农场，办合作社并设立学校和民众教育图书馆。广置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当地群众所拥戴。“七·七”事变后，李东林被推为增城七区民众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民众自卫武装。1938年，“八·一三”纪念日，李亲自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并领头献出十担稻谷。不久，增城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二区统率委员。10月，日寇进攻华南，增城沦陷。李东林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从南洋返国的郑贵章、胡运兰等三人率中新民众抗日自卫队到福和与当地的抗日自卫队汇合。

 

          在中共党员徐可生领导下，组成福和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除奸毁桥、保护秋收等工作。1939年春，该队改编为66军随军杀敌11中队（该队实际由中共掌握，后改属63军）。李任中队长，郑贵章、胡运兰任小队长。这个队由华侨子弟充当骨干。队伍曾在福和中新等地区多次袭击日军。特别是同年6月，在福和联安高岭大鱼头山一役，阻击前来扫荡的700多日军。是役郑贵章小队长，作战英勇，冲锋陷阵，不幸阵亡。事后福和人民为了纪念他，创办了贵章纪念小学。李东林由于政治思想觉悟高，由中共增城县委书记郭大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国民党省党部任命其为增城县党部书记长。经请示中共党组织，同意其利用公开合法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展公开的和秘密的活动。李任县党部书记长期为党的统战工作，保护革命同志，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一致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0年冬，国民党方面对李有所觉察，中共党组织作了妥善安排。李托词称病，赴马来亚就医，辞去书记长职务。李赴马来亚后，在当地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组织，并在抗日武装游击队中担任领导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马来亚民族解放战线工作。1959年后李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1961年因病逝世。李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增城人民至今仍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