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那年12月的一天，一位朋友邀我到一个农家乐吃饭，说是一个叫陈锦权的大老板请客。可是到那里呆了半天，总不见大老板模样的人来，只有三个农民模样的人先后进来寒暄。我正欲问大老板怎么还没来，朋友突然站起来向我介绍身边一位穿着旧夹克、比我还农民的人说：“这位是新塘有名的企业家、新墩村支书陈锦权。”使得我半天没转过弯来。 不屈服于命运 听说，陈锦权小时候家里很穷，年年是队上的超支户。看到家里连应分到的大米也分不回，他就对父亲说：“我可以去捡猪粪还超支啊！”父亲一听就笑起来，说：“你这么小，哪能捡猪粪还得超支呢！”然而小小的陈锦权第二天起就真的天天去捡猪粪了，并且意料之外地将当年应分到的大米分回来了。稍大以后，他更是以勤奋出名。 那时候队上荒地多，他就一边读书一边开挖荒地，种花生、种甘蔗、种猪饲料，在初中毕业到读高中的两年时间里，开垦荒地2亩多。有位老党员知道后，很吃惊，立即介绍他入了党，后来又有许多人极力举荐他担任副队长。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他怎么勤奋，终不能跳出贫困的圈子，1970年，他应征入伍了。 在武汉防空部队服役期间，他先后9次获得连、营、团嘉奖，1次被师部授予记三等功，只是退伍后没有得到工作安排。有一天，他到县民政局去找人，父亲给他5块钱，坐车到增城县城要1块3角3分，买了1块多钱苹果作为见面礼，回来还要1块3角3，中餐的问题就只好在最小的店里解决了，人家吃菜心，他就吃老菜叶。尽管他嘉奖、立功证书成堆，终因没有“关系”而未能得到工作安排。看到好多人都得到安排了，有人问他是不是也有“想法”，他只微微地笑，不回答。 政府没有安排，他就自行创业，一边种田作土，一边到外找副业。听说广州建筑工地需要石头，就租车运石头去卖。为不让所租的车辆返回时放空，就在广州城里拉垃圾到萝岗给种橙子的作肥料，自己装自己卸，每次晚上回家，就带回满屋臭气，老婆骂他，他也只微微地笑。有一次我问他：“那些年你搞过多少这类艰苦的项目呢？”他就望着我微微地笑，说：“真的不好意思说。”我估计，他自己也说不太清。 不指望于运气 过了几年，陈锦权得到安排了。不过有点搞笑，是安排他到村里当民兵。非脱产的，就是按工计酬，做一天什么就给一天报酬。当然，对于组织的安排他还是感恩地接受。过了不久，实行包产到户了，他的副业也逐渐走上正路。这时候，村里又正式安排他当文书和资料员，他就工作日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做生意。 听说广州要造什么雕像，就找石匠去做，打听到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时候做这类生意还有点“资本主义尾巴”的余韵，有人就对他说：“搞这种东西要碰运气啊！搞不好，政策一来，你就要倒贴！”陈锦权听了只微微地笑，继续干他的，并且做起了钢材、铜板、水泥、瓷片等农村建筑材料生意。 每周末从广州坐火车到湖南的岳阳、湖北的荆州、沙市等地进货，然后押运到广州。睡呢，就睡在装着钢材的货车箱里，吃呢，有空才吃一餐，一般是在路边的大排挡吃两块钱一顿的快餐，有时候到半夜才吃。货调到广州后就晚上搞销售，每天到半夜过后才回家，然后冲个凉，睡一会就去上班。 只是这样时间久了，他怕影响工作，就对老婆说：“还是搞个门店，由你来经营吧！”老婆说；“我做得什么生意呢！”许是见他太辛苦，转而又说：“试试吧！”谁知他老婆真的做不得生意。首先是晕车。带她去进货，一上车就开始呕吐，搭多久的车就要呕吐多久。其次是见人就脸红。要她去站门面，她一看见有人来了就满脸通红，立即往里面躲。 陈锦权望着她微微地笑，说：“你坚持一下吧！坚持一段就好了。”她就坚持，为了提货的方便，把长头发剪了，留个男式头，晕车呢，就让它晕，跟着陈锦权提货、销货奔波于外，常是半夜回家，两个孩子就在地上睡着了。两年多后，晕车和见人就脸红的问题真的有所缓解。现在呢，据说她一天可以经销100吨货物，几十辆运输车在她的指挥调拨下运转自如。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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