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城新塘镇古称沙贝，别名沙堤。《沙堤乡约》创行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又名《沙堤圣训约》。它是由沙贝村退休回乡的官员湛若水和伍克刚分别担任主约和副主约，并有乡民代表共同参与的一部古代乡规民约。朱鸿林撰写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以一个文本完整而未经人道的明代乡约文书《圣训约》为基础，述析了嘉靖年间在广东增城县内举行过的沙堤乡约的时地人情背景、内容、成效等问题，并且在和其他已经近人研究的明代乡约的比较下，从乡约之为宫办或为非官办，乡约成员之属於单一宗族或属於众多宗族，乡约成立的当时须要性，乡约本身的品质和配套，乡约的权威所在和法源等方面，讨论了明代乡约的性质和功效问题以及乡约的明代中叶意义。 这个研究的要点和作者因而产生的一些相关研究看法，可以综述如下。沙堤乡约嘉靖二十三(1544)年成立於广东增城县的沙贝村。它的发起人和五人主持入团的领导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当时的致仕乡官湛若水，成员包括了称为「乡约宾」的该村十多个宗族的父老之辈，经费则由湛氏家族提供。沙贝村的当时户口应该超过250户，包括了宗族聚居人户和散居的保甲人户。 当时的增城，经济上土地拥有不均和贫富悬殊情况严重，富豪地主和佃民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见诸记载的冲突虽然没有，但兼并所引起的赋役不均和户口逃亡，已经引起了同时代县志修纂者的注意。社会上存着信风水、健讼、病街巫鬼、死修佛事、好酒糜谷之类风习，而赌博盛於有产之家，火葬盛於贫民之家之风，更加普遍。这样的社会风习在沙贝村也明显存在。 沙堤乡约的理想是，透过宗族父老对子弟的训诲以及透过包括缙绅乡老在内的乡约主持人对保甲组织人户的督察，体现以明太祖《六谕》为纲领的善俗。它预期欲达的公同目的是禁赌，而禁火葬则是湛若水个人的特别目的。此约每月都有活动，包括每季一次的乡饮酒式成员聚会，以及此外月份的主持人团每月下乡巡省保甲活动。 整体上看，沙堤乡约是一个预防性的教化乡约。它的出现是乡居士大夫展现善俗理想和佐治抱负的结果，也是乡村宗族团结自保的意愿所致。它体现了老人当道，宗族平等参与，聚居宗族和散居保甲人户区分管理，先事预防等特色。它的非官方色彩特别清晰，既未经官府核准成立，事前也没向官府报备，更不预期官府的干涉。它的相应自限性也很强，除了巡察保甲住户之外，不涉及像社仓、社学、里社祭祖之类的乡裏公事，也不涉及庙宇、赋役、词讼等有关宗教和法律之事。 它也不设对犯过者的处罚，只把犯罪者送官办治。但它强调以25户为一聚居单位的团结互助，抵抗外来诬害和吏役的入乡骚扰。沙堤乡约之得以创行，领导人湛若水的个人声望以及湛家的财富和在地方上的声誉，都是重要的动因：而乡中宗族父老的期待和湛氏门人的鼓励推动，则是重要的助缘。但此约看来并不持久，难说如期成功。原因除了领导人才不继，经费未得保障之外，主要是保甲住户的划分方案未必能付诸实行，以及乡约提供的配套服务不足。 从沙堤乡约和与它同时代而已经研究过的各地乡约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不同乡约有着社区自治共性以外的明显个性。这些个性反映了，乡约在性质上、在用途上、在效能上各方面都有不能统一概论的差异情形。在确实推行过的乡约还没有足够个案研究的情况之下，我们对明代乡约制度的认识还不足以使我们胜任地对它作整体性的概括。 就此文的分析所及，我们能够概括的只是：乡约的形式在最宽的标准下是相似的，它的内容则是因应时地人事因素而不尽相同也不能相同的：乡约成立有源於政府命令的，也有源於民间自行推动的，但在两种情况之下，乡绅的参与都是常态，并且是它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乡约的成效以及它的内容和品质与宗族和乡绅的参与程度是成正比的：多数官办的乡约寿命只有数年之短，少数非官办乡约的寿命可以有数十年之长；个别乡约的条规之或宽或严，视乎条规所获的官方授权多少而定。 除了这些有限的概括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明代中叶地方社会上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并存的情况下，乡约制度之趋於流行，是一种致力於保甲组织内恢复明初里甲组织所原有的社区活动和社区精神的结果。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不论在官或不在官，都呈现了一种使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共识，并且致力於将这个共识付诸实行。保甲制度体现了严厉的社会控制，乡约制度却在有限度自治机制上给它提出了替换或缓和手段。观念上，士大夫阶层是认为风俗是可以透过教化而改良和加以维持的，并且这样做的成功机会比起用严厉的人身控制会来得大。 |
增城区等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已经跃然成
2023年广州乡村美食汇暨增城区粤菜师傅职业
广州市增城区在2023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上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村晚第11场 牛牯嶂下亚
增城区仙村大道上跨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