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上级领导及其家人让你“关照”他们介绍的商人，你会怎么做？2016年7月1日上午,原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秘书长(副处级)蒋志恒在广州市中院受审。蒋志恒陈述，原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及其兄妹先后向他介绍了3个工程包工头，声称“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收受了包工头送来的905万元“感情费”。在法庭上，他称自己当初那么做是“害怕领导打击报复”。
官员贪污受贿被起诉，法庭上除了面对铁板钉钉的犯罪事实不得不认帐及流下“悔恨”的泪水外，总也忘不了找出一些在常人看来很奇葩的理由，作为自己贪婪行为的借口。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标配、模式或者说是常态，广东省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原秘书长蒋志恒也不例外。乍一听，蒋志恒“害怕领导打击报复”的理由似乎还有点道理，毕竟在官场上确也有因下属不听“招呼”，或者对领导多有不敬而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存在。 可仔细想想又不像那么回事，反而觉得这蒋志恒更像是借机玩一举两得的把戏；只是到最后纸没能包住火，东窗事发而被调查起诉。在法庭上，想给人造成“自己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很委屈”的感觉，并以此为借口来博得社会和法官的同情。不可否认，虽然党纪党规中有相关规定，不允许非业务主管领导用打招呼、递条子等方式插手工程项目，但在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或明或暗“过问”工程项目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如本案中，朱泽君以市委书记的身份亲自向下属介绍包工头，并叮嘱其给予关照，就是实实在在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不过，即便朱泽君的行为违规，但仍不能成蒋志恒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贿赂的理由；别人的错误，也无法掩盖自己内心贪婪的本性。按照蒋志恒自己的说法，只在“时间上帮了他们一下，钱也是包工头在工程结算之后主动给他的”，只是出于“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不得不屈从。 那问题就来了，何以要接受这些贿款？为什么要将这些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而不是主动上交或存入廉政帐户？其实，蒋志恒心里非常清楚，三个包工头一共送给他905万元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这些凭肮脏交易得来的钱见不得光；所以，才会在花980万元购买商铺时，用了自己妹妹的名字，以此来规避被查的风险。 再说了，如果你蒋志恒不是存有私心和贪心，想利用这个机会达到既巴结了领导，又聚敛到钱财这样一举两得的目的，而是心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何以要惧怕领导的打击报复，他又何来打击报复的借口？所以，最终落得个贿款被没收、本人入监牢般鸡飞蛋打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关于腐败的理由，在贪官的忏悔中，一个比一个更扯淡。前几年，把腐败原因归咎于“老婆不好”的比较多，而现在，“不收钱得罪人”的腐败理由比较流行，有的说，大家都在收，我不收就不好混；有的贪官还把“收”的理由讲得“高大上”：不收会伤了投资商的心，会影响到当地招商引资，因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我就会成为罪人…… 跟这些扯淡的理由相比，蒋志恒的理由似乎有些令人同情：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你看他，多么可怜，当初面对包工头送来的钞票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腐败，要么得罪领导、面临报复。不收赃款都要大祸临头，还有人比这种当官的混得更惨的人吗？难怪官场上抑郁的官员越来越多。 很多贪官的忏悔都很扯淡。但值得关注的，不是贪官的扯淡忏悔，而是有关方面和一些媒体，很拿那些扯淡忏悔当回事，视之为警示教育材料。贪腐的原因，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应该重点讨论问题的本质，表象的、枝节的东西上投入精力太多，就是研究的浪费。有些贪官们的五花八门说法，基本都不值一论，甚至叫人怀疑，有些“贪腐理由”，是不是某些贪官的应景之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怕得罪领导”，所以腐败了，可是，怕领导，难道就不怕法律？如果蒋志恒知道今天这种结局，宁愿辞官而去——再无“得罪领导”之忧，也不会收赃钱。问题是，当初他认为，法律找他麻烦的几率比较低，如果在他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认知中，是“伸手必被擒”，即便领导会整他，他也未必甘冒“被擒”的风险去伸手。 事实上，贪污受贿的真实理由比较简单，就是常识：一是贪欲，二是权力不受约束，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即便“老婆好”，即便“出身豪门”，即便上司多么正直、与贪腐不共戴天，某些人该贪还会贪——与老婆好不好，与得罪不得罪上司，没多大关系。而要减少和杜绝贪腐，唯有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监督体制与机制，舍此很难实现有效防腐。我们千万不要为贪官们扯淡的腐败理由所误导。 的确，极少数官员奉行“官大一级压死人”哲学，权力秩序等级森严、尊卑有别。在这种权力生态下，下级对上级、副手对“一把手”必然会言听计从，只有这样才是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不会被穿小鞋，免受排挤。从这方面看，蒋志恒接受领导及亲戚“介绍”的包工头送来的“感情费”，也是无奈。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受贿的外因，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心中无民、法纪淡化。 心中无民，导致行为失范。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有的腐败更是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不得罪行贿人，必然会损害群众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在不得罪行贿人还是不得罪群众和国家之间，一个心中有民的干部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比如焦裕禄、孔繁林，什么时候因惧怕而收礼、受贿?遗憾的是，蒋志恒对人民缺少敬畏之心，成了“有缝的鸡蛋”，背离了人民。法纪淡化，导致进退失据。法律是底线，党纪是“高压线”，是做事的行为准则。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违法乱纪。 如果按照蒋志恒的逻辑，领导授意受贿，就去受贿。难道领导让偷盗放火就去偷盗放火?领导喊杀人越货就去杀人越货?这种只懂得唯上，却不知道唯实、唯法的糊涂虫，到头来和领导一起锒铛入狱，能怪谁呢?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吸取蒋志恒的教训，为民做事就要时刻想着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时刻用党纪法规衡量自己的行为。此外，纪检部门应该看到，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团队，选好领导人，监督好一把手，对于反腐廉政建设是多么重要。 版权声明:“增城视窗”(520zc_com)是广州增城最大的本地门户平台,本地特色明显且资讯丰富及时。微博和微信认证号:增城视窗;客服qq:945753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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