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前文】3.助农取款业务规模。 从2015年起，增城区助农取款服务业务规模明显下降，转账规模大幅扩大。截至2016年5月底，增城辖区累计发生助农取款服务取款交易7327笔，取款金额231.8万元；查询交易9006笔；转账交易4090笔，转账金额743.53万元。其中2016年1-5月，取款交易214笔，取款金额10.21万元；查询交易343笔；转账业务1073笔，转账金额270.86万元。助农取款交易业务，自2015年开始全面下降，相比2014年，2015年助农取款交易笔数下降80.7%，取款金额下降80.9%，转账交易笔数增加1.81倍，转账交易金额增加4.66倍。
银行管理方面，承办银行按季度进行巡检，主要是核实承办商户，检查机具，判断其是否存在交易风险，查看机具使用情况，并对损坏机具进行维护和更换。银行扶持方面，2016年农商行和邮储银行均未对取款点进行资金补贴。农行为激励助农取款点交易，对月均使用笔数超过30笔的商户进行通讯补贴，补贴方式按季支付，补助金额为150-500元不等，2016年上半年共补助近8000元，补助助农取款点近12户。2014-2016年助农取款点交易量和所获补贴的数据表明，补贴对取款点承办商户是很好的激励方式，直接影响取款点的业务数量。 （三）移动支付推广情况。 2013年，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增城作为手机银行支付试点地区，当时手机支付范围仍停留在增城地区的高校和部分商户（2013年11月共有2007户，试点村农户20户）。为推动试点工作，我支行多次与增城电信局沟通联系，并召开工作座谈会。但由于增城区缺乏支付公司的分支机构，代理机构工作难以开展且积极性不高，手机支付业务缺乏持续资金保障，农户接受程度不高等原因，2014年6月电信增城分公司认为此项业务难以为继，放弃对其继续投入，并向我行递交手机试点失败报告。 二、农村支付服务存在的障碍 从增城农村助农取款点和金融服务站建设营运的实践看，其在便民利民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由于受所在行政村人口规模、经济状况、农民收入等客观因素以及承办银行积极性、建设标准、服务功能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服务站和取款点投入成本以及支付业务、存贷款业务等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其持续发展面临着不少障碍。 （一）服务站方面。 1.持续的政策扶持问题。增城农村金融服务站平均建设成本32.3万元，月运营成本0.8万元，持续投入不少。目前，只有农商行增城支行2个建设在村委会的服务站的经营场所租金获得减免优惠；最早在朱村设立服务站的浦发银行获得所在镇街的存款倾斜支持，广州市政府虽对每个金融服务站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政府对每个服务站补贴10-15万，部分偏远山区补贴20万），但持续性扶持政策仍欠缺，而且承办银行获得的财政补贴的支配权属于上级行，难以真正用于支持服务站建设。 2.金融服务站选点及服务功能问题。目前，金融服务站主要设立在离银行网点较近的农村或城乡结合部，未完全服务农村；一些金融服务站功能较单一，只配备了一台自助取款机，部分承办银行偏重于存款业务，拓展信贷业务力度弱；没有针对当地农业特色，增设移动支付等现代服务功能。 3.金融服务站经营管理模式有待改进。一些服务站资本及财政补贴支配权归上级行，承办支行只承担业务推广和管理职责，且未对其业务情况进行考核，发展动力不够强。同时，部分承办银行对于服务站发展缺乏清晰思路，欠缺比较完善的发展规划及管理制度。 4.农民金融意识须增强。部分农民仍偏好于使用存折，使用银行卡的意愿较弱。另外，部分农民对自助服务操作不熟悉，接受银行自助服务的意愿仍不强。 （二）取款点方面。 1.持续的扶持政策不健全。 一是未建立持续的财政补贴机制。自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以来，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发展资金支持主要是用于金融服务站等实体项目，对银行卡助农取款点资金补助不足。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曾在2014-2015年向广东省财政厅争取100万面向全省的财政补贴，但2015年增城助农取款点均不符合补贴标准，因而未获得补贴。二是人民银行缺乏更加有力的推动手段，主要靠窗口指导、道义劝说，推动作用不明显。 |
广州市增城区41个气象观测站2011—2021年强
从深山非遗到网红打卡地 增城区派潭镇背阴
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五一"首日迎客6万人次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水龙村的张武章和姚小慧
不只是牛仔服装名镇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