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广州出发，沿着256省道往北，过了江龙大桥，就是广州市增城区下围村。依依垂柳环绕着一汪碧水，两岸联排的“万家旅舍”由民房就地改造而来，彩墙涂鸦颇具“文艺范儿”。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每天有数千人次周边游客来此骑车、烧烤、钓鱼，让不少村民赚了个盆满钵满。看着眼前这幅清静画卷，谁能想到，仅仅在两年半前，下围村还是一个恶名在外的“烂村”，两派村民争权夺势，内斗不断；村委会由两派轮流坐庄，党同伐异，久而久之成了远近闻名的“矛盾多发村”“维稳重点村”“发展后进村”“环境污染村”…… 潘小航，学法律出身的石滩镇党委书记，30啷当岁下镇里工作，已有11年基层经历；郭庆东，1978年出生，在东莞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14年换届时回家乡下围村参选，先后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两名年轻干部一上一下，携手推动了一项村治改革，结束了下围村20多年来的内斗，整个村庄风气为之一变，经济发展和公共事业步入“快车道”，集体年收入从300万元跃升至1500万元。 勇气：敢碰钉子，敢踩地雷 ●郭庆东：我很早离村出去闯荡，在东莞生意做得挺好，按理说完全没必要回来蹚这浑水。说起来偶然，跟几个同在东莞的同学每次聚会一聊，说起老家的事，大家都是痛心疾首。然后就有一个做律师的同学问我，“假如让你回去做村长你会怎么干？”当时没来得及认真想，随便吹了几句牛，但他这不经意的一问，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2013年年底回村，我到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阿叔阿伯家去串了串。刚好碰到村委会要换届，我问他们如果我做村长，你们会不会支持？本来只当玩笑话，没想到他们很认真地说：“你出来参选吧，我们一定支持！”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年纪轻轻就出去了，和村里两派都没太多瓜葛，他们觉得让我这个中间派来主持大局，没准能给村里换换空气。 当然，参选村委会主任没那么容易，第一关就是我自己的老豆（广东话“爸爸”）老哥，他们一听就连连反对，“这个村没救了，那么多任村长都搞不掂，你既然出去了，就在外面好好干你的事业，回来当这个冤大头干吗？”就这么放弃，我有点不甘心。我自己赚钱了，就算发大财了，又怎样？这里毕竟是我的家乡，比起我自己的生意，把这个村搞好，才是最大的事业，才是施展本领的最大舞台。 正在犹犹豫豫间，几个同学和那些阿叔阿伯都来给我打气：“年轻人，不拿出点勇气，能干成什么事？我们都看好你。”就这样，我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了，2014年1月选举结果出来，我拿到了八成五的选票，顺利当选了。我当时又惊喜又惶恐，大家都对我寄予厚望，我要干不好，今后都没脸见人的。 ◆潘小航：我一直在广东增城工作，先在区（那时叫市）里，后到镇里任职，所以对下围的乱，对下围的难搞，我了如指掌。过去，下围村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征地拆迁补偿不公平和村集体“三资”经营不透明，村民到增城、到广州，甚至到省到京越级上访是家常便饭。2000年2月24日增城老书记汤锦华上任，第二天就有200多村民到增城市委聚集请愿，还打烂了市委门口的花瓶。 每到换届选举，增城市公安局都要调派三四百警力到村里维持秩序，下围的乱可想而知。本来在石滩，我也可以做个太平官，维持现状，保持稳定，只要不出大事，别人也说不了什么。但我始终觉得，为官一任，总要造福一方。对于多年深受内斗之苦的下围村民而言，最好的造福就是改革他们的村庄治理，形成一种风清气正，能决策、能执行、能发展、能收益的新的村治格局。 机会来源于一封信，那是2013年12月，下围村几个年轻党员写给我的，表达了几层意思，一是对下围的爱，二是对下围的恨，三是希望上级党委支持参选。我看了很受鼓舞，下围终于有年轻的正能量出现了；正好这时，庆东放弃东莞的事业回来参选，后来又以高票当选，说明下围村人对多年的内斗已经厌烦之极，极度渴望有一种新生力量来改变现状。 跟庆东一样，我也鼓足了勇气要去碰一碰这块“硬骨头”。那段时间我天天往下围村跑，有时上午来一次下午来一次，很多人说我不务正业，一个镇委书记老去搞村里的事。我不理会这些流言蜚语，为了全村父老乡亲，这场改革我必须去推，就是龙潭虎穴也要闯一闯。 思维：一手民主，一手法治 ◆潘小航：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具体怎么干，不是光有“勇气”就行的。我分析后认为，下围村20年的乱，核心是缺乏民主、没有法治。多年来，下围村虽然有民主选举，可一旦选出来，村民自治就退化成了“村委会自治”。所以我想，下围村的改革，就是要紧紧抓住“民主”和“法治”两个思维，建立起一套充分保障民主议事、民主表决以及执行落实的制度框架和法治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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