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有节选】宋元是粤东重镇归善县乃至东江中上游近代民族格局的滥觞时期。文章认为此间归善县乃至惠州(路)无瑶、无畲的传统观点颇值商榷。结合宋元至明初归善及周边地区瑶、畲叛乱的记载,该地区地理环境,瑶、畲生产生活特性及其北宋中叶以来在广东境内的迁移方向,可知至迟元后期,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瑶人已迁至归善西南部山区,其东部和东北部则接纳了来自粤闽赣边的畲族迁民。此外,来自北方的女真人乃至契丹、高丽人,可能也播迁至此,从而形成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融合的局面。 论者或以畲族族谱出自口述,且其成书年代距离宋元时期太远,进而加以怀疑或否定。即便如此,我们退而言之,畲族出现于归善县基本确定的时间亦非明代以后,当至迟在元代后期。《元史》有这么一段记载:( 至元) 三年春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讨之……己亥,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15]838—839 在这场叛乱中,先后出现了朱光卿、钟大明、聂秀卿等人的名字,其民族身份是有所差异的。朱、聂二人的民族身份将于下文谈及,我们先来看钟大明的身份。据谢重光先生考证,作为起义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钟大明“以钟为姓,又是在畲族聚居区,很可能是一位畲族首领”。[16]看来,增城县民朱光卿旗下的义军应当有畲民的成分。那么,归善县民聂秀卿等领导的义军有没有畲民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再来看增城、归善二县畲民之间的关系。在今仍作为畲族聚居区的增城、博罗、惠东等地,民间仍存留着相似度极高的族谱。论者以为,惠东、博罗二地族谱“同增城畲族乡”。[17]这其中暗藏两种可能: 一是归善县畲民迁自增城,一是增城县畲民迁自归善。总之,两地畲民具有“源”与“流”的关系。这一点,从存留至今的通行于这一带而有别于其他畲族聚居区的“畲语”,[18]还可以略见一斑。 由于史料阙如,我们尚难以确定在增城、归善两县的畲民之间,孰为“源”,孰为“流”。因此,姑且先作两种情况的假设: 第一种情况,增城畲民是“源”,归善畲民是“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知早在元代,作为“源”的增城县已有畲民活动,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那么,与增城仅隔博罗一县的归善,何时接受前者分流而至的畲民呢? 从上引聂秀卿等部与朱光卿等部“相结为乱”的情形来看,两支义军人员之间的交流是颇为频繁的,而且在元廷的镇压下当进一步加强。 在此情势下,朱光卿旗下的畲民无论出于何种需要,他们徙抵归善境内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第二种情况,归善畲民是“源”,增城畲民是“流”。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更明了了。既然作为“流”的增城县元时已有畲民活动,那么在作为“源”的归善县,此间已有畲民的足迹则是不证自明的命题。综而言之,至迟在元代后期,畲民已出现乃至活跃在归善境内,这是毋庸置疑的。 基于其“随山散处”的生活习性,[19]结合粤东的地形特征,我们认为宋元时期畲族入迁归善境内的大体路线和分布地域,亦可从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以增城畲为“源”,则畲族应当从增城出发,逾罗浮山脉而东进, 至归善县中部; 以归善畲为“源”,则畲族应当源自潮、梅二州,沿莲花山脉而西南下,至归善县东部和东北部。再往西,则达博罗、增城。考虑到归善较之增城更靠近粤、闽、赣边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前引惠东多祝镇畲族族谱所载,我们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三、宋元时期归善境内之其他少数民族与 多元民族格局 元代,除了瑶、畲两族以外,一定数量的来自北方的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尤其是女真族人,可能也播迁至归善境内。这一点,从以上提到的朱光卿、聂秀卿两人的民族身份,可以略见一斑。对于朱、聂二人,《元史》卷39《顺帝纪二》作介绍说: “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众所周知,元代自世祖忽必烈开始,把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群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 其中,居于第三等的汉人,主要地包括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女真、契丹、和高丽等族人; 而处在第四等的南人,则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元人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中提到了“汉人”有8种之多: “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斥歹、渤海( 原注: 女直同) ”。[20]显然,陶氏忽略了狭义的“汉人”即汉族人; 另外,此处所列的8种人,并不意味着分别代表了8个民族,如“渤海”就同于“女直”。不过,陶氏所言至少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元代“汉人”的民族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正如贾敬颜先生所言: “‘汉人’或‘汉儿’,有的与一般涵义的‘北方人’为同义语,有的则指蒙古人”,故而“元代汉人所包括的民族内容实际是很复杂,很宽广的”。[21] 朱光卿、聂秀卿两人既然“皆系汉人”,其民族身份就有着多种可能性,既有汉族的可能,也有女真、契丹、高丽等族的可能。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朱、聂两人都来自北方,是“北方人”。我们据此进一步推断,在朱、聂二氏领导下的起义队伍当中,民族构成很可能也是十分复杂的。换言之,这一场在元顺帝至元三年( 1337) 由增城、归善两县人民发起的反元武装叛乱,很可能是一场包括汉、畲、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在内的多民族的联合起义。 至于联合叛乱的原因,看来主要在于反对元朝中央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仅仅在至元三年四月,元朝中央政府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令,其一云: “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 其二云: “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15] 蒙古人的民族压迫政策,极可能也是朱光卿、聂秀卿等人从北方南下的重要原因。当这些意图远离政治中心的人群南下广东以后,发现来自这种政策的压力犹存,然而元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大减。在此情势下,朱、聂等人终于发动起义,表达出明显的政治诉求,所谓“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 从“大金”这一国号来判断,相对于汉、契丹、高丽等族,朱、聂二氏属于女真族的可能性更大,故而其所率领的队伍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当为女真人。出于反元这一共同的目的,增城、归善两县人民云集其下,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加深了接触和交流。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正是元朝中央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促成了归善县及其周边地区以汉族为主,兼揉畲、瑶、女真甚至契丹、高丽等多民族相互融合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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