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必须如孟子所强调的“达”，即通过后天的“思”和“虑”，“读书学问”，使良知良能向外“扩充”，把个人的道德本性转化为社会道德践履，使它扩展到社会，如果仅仅向内涵养而忽略向外的学习与践行，便不可能产生出“仁义”道德品格与道德行为来。显然，湛若水关注了道德的社会实践性。湛若水强调，从初生的“良知”的一念，到具有“仁义”的道德品格与行为，是由于“达”，即把道德本性向外付诸实践，这才是关键。 他以简明的言语告诫学生:“夫人之初生，莫不有一念之良知良能，达之则为仁为义，不能达之，则为不仁不义。不仁不义，则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子。不可以为人子，则入于禽兽之归矣，甚为可惧可哀。”[11]363湛若水认定孟子“欲人扩充之以成其德”，“血脉都在这‘良’字与‘达’字”，是要把“人人这一点初心真心”“扩充之”。 第四，“内”与“外”的分歧。湛王二人的学术主张的分歧，概括地说，是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与主张“致良知”的分歧，但归根到底则在于“主外”与“主内”的分歧。湛若水曾说到，阳明近期有两封写给他的信说到，两人始终未能意见一致，是因为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求于外，是一种“主于外”的学问。对此，湛若水提出，这是王阳明对他的误解。 他辩解说，“随处体认天理”的主张，是依据儒学的经典《大学》古本而提出，他所说的体悟没有“内”与“外”的区别，当然不会“主于外”。客观地说，湛若水从来反对把整体的事物分割开来，他创立“体用合一”“内外合一”“动静合一”“事心合一”“知行合一”“理欲合一”“德业合一”等系统的合一理论，可见他的“随处体认天理”，并非只是“主于外”。 2．甘泉心学与阳明心学之同 甘泉与阳明，他们的学说，既有异，也有同。彼此之同，具体有如下方面: 一是同样“以心为本”，认定心派生万物，统摄万物，主宰万物。湛若水说“自一念以至万物，无非心也”，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二是同样反对“支离”，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同样强调“一”“合一”“一段工夫”。 三是同样以“良知”“天理”，即人的道德本性为认知与涵养的对象。 四是同样是采用“反诸心”，即内求的认知和涵养方法。 可以说，湛王二人学说存在“大同”之处，尤其在于他们的天理等于良知，彼此的学术宗旨同样在阐述“圣贤宗旨”。应该说，是世人舍弃了命题的“精义”作文字文章而产生误读，甚至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历史的误会也太大了!湛若水与王阳明都谈及彼此学术观点确实存在分歧，但是，二人却又认为彼此的“异”，只是“小异”，而“同”，则是“大同”。 湛若水认定他日与王阳明会更趋同，王阳明的说法也差不多。在《答阳明》中，湛若水如是说:“格物之说其超脱，非兄高明，何以及此!仆之鄙见大段不相远，大同小异耳。”[6]243在《答王宜学》中，湛若水又说:“阳明先生亦尝有辩论，多未同，但未可以强聒。吾惟信其同者，以俟他日之小异者自同耳。”[12]还是强调了他与阳明学说之同。 王阳明去世后，湛若水撰写《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在文中他说，阳明公初时，“主格物之说”，后来主张“良知之说”，而他一贯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但是这些都是“圣贤宗旨”，只是人们舍弃了“精义”，而固执彼此的言语。他强调“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湛若水强调的是，“体认天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圣贤宗旨”，都是儒学的正宗，只是人们忽略了这“精义”，而引发争议。 湛若水与王阳明不管在学术上有多少分歧，而彼此的友情却十分深厚，是终生的挚友。嘉靖六年(1527年)初，为平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朝廷重新起用王阳明，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理巡抚两广，负责两广及江西、湖广的军事事务。忠于朝廷的王阳明，在短时间内，即平定了广西田州等地的叛乱。由于带病征战，王阳明感到身心疲惫，平乱后便上疏请假回家歇息。他从南宁返回浙江，特意绕道广东，到了湛若水的家乡新塘。 王阳明要到新塘去，因为那里是好友湛若水的故乡，还因为那里有他六世祖王刚留下的足迹，埋葬着六祖王刚的尸骨，还有湛若水故乡人为纪念王刚而修建的庙宇。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王刚担任兵部郎中，后升任广东参事，在粤平乱时，死于增城，是湛若水故乡人心中的英雄，当地建有“忠孝祠”以作纪念。可见王阳明此次的新塘之行，有双重意义:拜祭先祖与造访友人故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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