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鸿（1918—2003）原名湛邓鋆，增城市新塘镇新何村人，原国家建材部水泥局局长。1937年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时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三五九旅部队南下作战的艰苦岁月中，丁鸿曾任三五九旅司令部二科侦察参谋、中原军区民主建国大学指导员等职。解放初，丁鸿为东北地区建材行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到国家建材部后，他对建材工业的发展以及我国国防军工事业、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广大增城人了解这位增城籍革命前辈的事迹。 湛柱辉是湛邓鋆（丁鸿）的侄子、增城市政协委员.下面是他亲历的有关湛邓鋆叔叔（1937年底赴延安后改名丁鸿）的一些情况。 一、我们兄弟姐妹从记事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听祖父母、父母亲谈及，邓鋆叔在北京工作。每年邓鋆叔都给祖父、父亲捎三两封信和生活照。我都看过这些信和照片（单人的或和婶婶一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中断联系十年。 二、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家祖屋大门楣上方就悬挂着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赠发的“光荣军属”雕刻字体的木质横牌匾。那时逢“八一建军节”前夕，新塘中学（其时校长为梁澄波、吴佩珩）都会组织师生到我家进行慰问并由我祖父湛元结、我父亲湛植鸿（其时为新塘中学教师）向师生们讲述邓鋆叔小时候在新塘和在广州读书的故事和生活趣事。?但凡有这些活动，我都跟随祖父和父亲参加。（我1951年出生，1957-1970年在新塘读小学和中学，后一直在新塘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种活动就停止了。?2007年我到市民政局说明有关“光荣军属”牌匾的情况，并取回新的“光荣军属”金属匾，重新做了匾额，挂上去。?邓鋆叔在新塘渡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1937年底赴延安）。所以，在故乡新塘，他的许多儿时的同窗和伙伴，以及这些长辈的子女都知道或隐约知道湛邓鋆的名字。 三、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们和邓鋆叔恢复了联系。至今，我和家里人经常到北京叔叔家。2008年奥运期间，我和爱人、儿子在北京叔叔家里住了二十多天。 四、少小离乡老大回。? 1983年6月间，邓鋆叔离家乡40余年，首次携婶婶刘静雯返故乡。伍焕林（其时为增城县代理县长）、叶贺松（其时为新塘镇党委书记）热情接待。?在荔城住华侨旅行社，在新塘住镇政府招待所。?其间，刘玉培（原新塘镇镇长）到家里拜访叔叔和婶婶。其间，邓鋆叔数次到尚书府（即菊泉中学）流连，讲述了许多有关尚书府的故事和儿时在尚书府读书的往事。?之后，邓鋆叔和婶婶及其子女或结伴或单独返新塘，其间受到余焕尧（原新塘镇镇长）、陈裕荣（原新塘镇副镇长、新塘宏达公司总经理）、湛坤耀（原新塘侨联办主任）等人的热情款待。 1997年间，邓鋆叔叔携家眷返乡，得到了新塘镇党委、政府的热情款待（其时李沃田为书记，陈沛森为镇长）。?镇里邀请叔叔和婶婶参加了汇报会议（我记得是在镇政府（沙园）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内容是向老同志汇报新塘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会议上叔叔还欣然应邀题了墨宝。 返乡期间，还受到新何村委的热情招待，并在村委召开了座谈会（其时钟沃均为书记，招渭权为村长）；新塘宏达公司热情招待邓鋆叔一行，还和在场的伍焕林、叶贺松、梁澄波（原新塘中学校长）、陈裕荣（原新塘镇副镇长）、湛坤耀（原镇侨联办主任）、何应湘（原新何小学校长）等友人及儿时的同窗、伙伴们会面，共叙乡情，其乐融融。?这次返乡时间较长，叔叔和婶婶及其儿子、儿媳、女儿等在我家居住。返北京时由镇委派车送至广州。 五、自邓鋆叔1983年回乡后至九十年代，不少增城、新塘的领导、香港友人、新塘乡亲都曾到叔叔北京住地探访过。 六、2003年6月24日晚19时50分，邓鋆叔叔在北京病逝。北京堂弟湛小鸿、湛宪生当晚20时15分向我泣告这不幸消息。当时考虑我母亲梁霜柳（退休老教师）年事已高，便向她封锁了消息。?2003年8月3日上午，叔叔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部委机关、生前战友、好友及其子女、亲属千余人参加，其中王震大将的儿子也前来参加。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遗体当天火化，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骨灰盒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追悼会前的8月1日，我们五兄弟姐妹及家人都提前到达北京。追悼会当天，邓鋆叔灵柩从某医院送往八宝山，我是坐在灵车上扶柩的四个人之一。叔叔的骨灰盒也是由婶婶携我们几位堂姐妹、姐夫、妹夫、儿媳、侄儿送去安放的。我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前，接朱泽君书记（其时为市长）的手机嘱咐：委托以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向丁鸿同志敬献花圈和挽联；接梁锦华书记（其时为新塘镇委书记）的手机嘱咐：委托以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人民政府的名义向丁鸿同志敬献花圈和挽联。委托敬献花圈和挽联、挽诗的还有伍焕林、陈裕荣、湛坤耀、宏达公司、新何村委等及叔叔的几位年少时的同窗和伙伴。 邓鋆叔虽然辞世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现在，我们一直和北京的亲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只要有机会到北京，都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里拜谒邓鋆叔，在他老人家的骨灰盒前献上家乡的荔枝、月饼等，以寄托哀思。?邓鋆叔在世时，我曾听他讲起儿时、青少年时在新塘、广州读书的趣事；以及在延安、在359旅、在东北、在国务院部门、乃至“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等时期的事。 特别是谈及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谷牧、王震、包尔汉、黄镇、王首道等领导会面的过程，他总不时翻出许多和首长、战友、同事合影的老照片，有在延安时期的，有在东北工作时期的，有在北京工作时期的，有在各省建材军工基地和科研基地的。?记得1983年邓鋆叔离家首次返乡，我曾问过他：“邓鋆叔，当年你和我爸在广州广雅读书读得好好的，为啥独自偷偷跑到外面（延安）打仗，那是很危险的呀。” 叔叔讲：“是很危险呀，但那时萝卜头（侵华日军）要打我们，要我们做亡国奴，那怎么行？我们就要拿起枪，把萝卜头赶出去……”?跟邓鋆叔攀谈，使我获得莫大的裨益，他的言谈举止可以总结为：前辈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对后辈继续奋斗的期望是殷切的，对中国富强的追求是至死不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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